曹禺　　新华社资料片

　　1910年，一个名叫万家宝的孩子诞生于天津。1934年，他以曹禺的笔名发表了剧作《雷雨》（此前曾以此名发表小说），此后又创作或改编了《日出》（1936年）、《原野》（1937年）、《北京人》（1941年）、《家》（1942年）等优秀剧作，这些剧作脍炙人口，成为经典，具有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不仅被译成英、法、俄、德、意、日、韩、蒙古、西班牙、阿拉伯等多种语言，而且在各个剧院和中外舞台常演常新。其戏剧还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舞剧、歌剧、京剧、地方曲艺等多种艺术形式。仅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就先后15次创演、复排曹禺的8部话剧。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些名噪一时的作品逐渐归于沉寂，而曹禺的戏剧却越来越凸显其文化传播力和影响力。

　　“写《雷雨》是一种情感的迫切需要”

　　曹禺是谁？以他23岁创作杰作《雷雨》的经历，他简直是艺术史上的奇迹；而以他35岁之前才华横溢、此后便一直处于“正在写”而写不出的状态，他又是特别值得研究的案例。曹禺曾经对给他写传记的田本相说，你要写我，先要写出我的苦闷来。

　　曹禺的苦闷首先来自家庭的氛围：他的父亲万德尊曾经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这个学校出过很多中国军事名人，如蔡锷、蒋百里、阎锡山等，万德尊归国后曾任民国总统黎元洪的秘书，无奈政治局势波谲云诡，黎元洪倒台，不足40岁的万德尊赋闲归家，在天津海河边上购置了一座西式洋楼，过起了寓公生活。

　　万德尊的第一位夫人年纪轻轻去世，曹禺的母亲嫁入万家，却在生下曹禺三天后因产褥热逝世。事业家庭皆不如意，万德尊便在家中聚集一帮落魄文人，人前他排遣抑郁，纵情诗酒；人后他歇斯底里，乱发脾气。曹禺的父亲、兄长都吸食鸦片，常常是在曹禺放学回家时，他们还沉睡未起，家中如坟墓般萧索、冷寂。

　　曹禺的继母是他生母的孪生妹妹，对待曹禺视若己出，曹禺一直认为继母就是生母。可是刁钻的女仆刘妈在与继母有了嫌隙之后，就故意告诉曹禺：她不是你的亲妈。童年的曹禺在知道生母已逝的那一刻，便内心悲戚，顿觉无所归依，从此那种孤独飘零的情愫萦绕他一生。在他18岁的旧历新年，家道败落后父亲突然病逝，除夕夜家家都在迎新纳福，曹禺却不得不向亲友报丧求助，当那些院落的大门被敲开时，迎接他的是惊诧、厌恶，那种寒冷令他发怵。

　　曹禺说“我素来有些忧郁而暗涩”，“心里永感着乱云似的仓促、切迫”，他的家庭和周遭发生的事情，都刻印在他的心里，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他说，“写《雷雨》是一种情感的迫切需要”“一种无名恐惧的表征”“《雷雨》的降生，是一种心情在作祟，一种感情的发酵”。曹禺的写作来源于自我抒发的生命表达。

　　歌德说过，艺术是人类精神灌注其中的产物，对于创作者而言，不仅耗其神思，而且劳其筋骨。抗战时期，曹禺在四川江安的国立剧专做教授，战火中的辗转奔波、教学中的劳心费神，让他的创作受到影响，他那如江水般奔涌的创作才思受到阻碍。

　　抗战戏剧风涌之时，各处都需要剧本，很多人向他催稿子，可是他一时半会写不出来，就对人家说，正在想，正在想。以致后来他有一个剧本的名字，真的就叫《正在想》。

　　他的创作起点很高，一直都在想着出大作品，出好作品。他在写作剧本《北京人》时，想着要突破自己，达到一个新的更高的艺术目标。为了找个安静的地方，全力以赴，他居然躲到长江边上一条抛锚的江轮上去写作。三伏天的甲板上依然闷热，曹禺就打着赤膊，日复一日，挥汗如雨的地写作。江岸边上的纤夫们看到他如此辛苦，问他在干什么？他说在写剧本。纤夫们感慨，总以为自己是苦人，原来写个剧本也是这么苦。

　　这一时期曹禺结识了一位美丽善良的大家闺秀邓译生，邓译生后来改名方瑞，曹禺每写完一部分剧稿，就交给方瑞誊抄。方瑞以一手秀雅端庄的蝇头小楷，把稿子抄写出来，其中一部分手稿在北京人艺的戏剧博物馆里还能看到。这既是珍贵的戏剧文物，也是艰苦岁月里他们用心血淬炼的艺术结晶。

　　曹禺渴望灵魂的自由，他笔下的人物是他灵魂的表征。繁漪“最雷雨的性格”里有对爱情的渴求、对自由的向往，她想冲破压抑沉闷的周公馆，摆脱“最有秩序的家庭”当中最难忍受的被动服从，找到一片能够畅快呼吸的自在天空。

　　《日出》中的陈白露家道中落之后，成了大饭店的交际花，靠着出卖年轻漂亮的身体，过着醉生梦死的日子。直到曾经的同学、她的痴恋者方达生到来，叫起她从前的名字，直到她感知了被侮辱与损害的小东西的悲惨结局，她才终于明白，在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资本世界里，她想在大饭店里找到苟且偷安的一隅是多么的可笑幼稚。她在肉体已经深陷泥淖之时，依然保持着灵魂自由的渴望，她用安眠药葬送了自己的人生，却把自由的灵魂安放到阳光下的青草地上。

　　《原野》中的仇虎被复仇的意念所控制，然而复仇之后的归宿却是他向往的“金子铺地的地方”，尽管他也说不清那个地方在哪里，怎样才能到达。但是，在他的梦想之中，那里至少不会有焦阎王那样的恶霸，不会有人与人尔虞我诈、相互欺压造成的仇恨的毒芽。那里应该有一个像原始的“北京人”那样的生命，他不管制造了“死活人”“活死人”“活人死”的社会规约，他有足够的力量打碎一切桎梏，想爱就爱，想恨就恨，是一个充满了生命创造力、符合人类存在的本质意义的人。哪怕历经苦难，到了生命尽头，也像《家》里的瑞珏一样，望着漫天的飞雪，依然相信“冬天也有尽了的时候”。

　　“继鲁迅之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能塑造人的灵魂的作家”

　　曹禺说：“我喜欢写人，我爱人，我写出我认为是英雄的可喜的人物；我也恨人，我写过卑微、琐碎的小人。我感到人是多么需要理解，又是多么难以理解。没有一个文学家敢讲这句话——‘我把人说清楚了’。”田本相在《曹禺传》中写道：“他是继鲁迅之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能塑造人的灵魂的作家。”

　　《雷雨》中曾经在德国留学、成为矿业董事长的周朴园，在他认为最有秩序的家庭里却制造了一系列的家庭悲剧。《日出》中的黑社会头子金八从未出场，但是在他的打手黑三的蛮横中足见其势力强大，他要强暴一个孤苦无依的小女孩，一众恶人助纣为虐。逃跑的小女孩躲入陈白露的房间，陈白露看着她的满身伤痕，将心比心，软硬兼施，逼着银行家潘月亭搭救。可是金八略施小计，就让银行家垮台，让陈白露自杀。

　　《原野》中的复仇者仇虎，他家的土地被地主焦阎王霸占，他的父亲被活埋，妹妹被卖进妓院，他自己被污蔑为土匪关进监狱，他侥幸从转运犯人的火车上逃脱，生命的支点被复仇的情绪支撑着。残酷的迫害制造了他的悲剧，而他也成为新的悲剧的制造者。《北京人》里的曾老太爷，《家》里的高老太爷、冯老太爷，他们也许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恶人，但是他们的封建家长制的道德伦理、男尊女卑的偏狭意识、霸道而虚伪、自私又矜持的行为，对于年轻的生命、尊严、向往仍然具有禁锢性和杀伤力。

　　从现实存在出发，曹禺对人类的弱点和宿命感到无奈、悲哀，但是他又不自觉地运用辩证的思维方法，看到人的存在和人性内涵的丰富、复杂，对不幸的人们流露出深深的悲悯。因此，他笔下的一系列人物，形成了那个时代、那个社会的鲜明群像，他们不仅有生命的质感、人性的内涵，更有时代的烙印、哲思的韵味。

　　如果在社会中发现一个问题，就写一部戏剧，那么戏剧除了承载问题之外，便没有了艺术的旨趣。曹禺讲究的不是戏剧合不合局部的、暂时的意念之“槽儿”，而是讲究戏剧够不够人性的、美学的“味儿”。曹禺说：“现实主义的东西，不可能那么现实。”曹禺的戏几乎都没有确切的背景，要有也是十分模糊的。曹禺曾说，他不会像茅盾的小说《子夜》那样，在明确的历史时间概念中对现实生活的内容做出逼真的再现。

　　他说写《雷雨》是在写一首叙事诗，既然是诗，就要有诗的韵律、意境、风骨、神韵，要有温柔敦厚的中国诗学之道，“人毕竟是要活着的，并且应该幸福地活着，腐肉挖去，新的细胞会生出来”。因此他描写现实却不拘泥于写实，他能在污秽中看到圣洁，在黑暗中看到光明，表现对发展趋向的理想主义的憧憬。《日出》中漫天红霞里回响的雄壮的夯歌，《北京人》中愫方、瑞贞奔向自由的步伐，都是沉郁、幽暗背景中绚丽的曙光，是对现实生活的诗意化、寓言化的表达。

　　中国优秀的剧作家都表现出这样一个特点，即他们对中外戏剧广博的涉猎和高深的素养，如田汉、郭沫若、洪深、李健吾、杨绛，等等。曹禺的阅读兴趣很广，从戏曲剧本、古典诗词、小说，到外国哲学、美学等，再到古希腊戏剧、古罗马戏剧以及莎士比亚、易卜生、奥尼尔、契诃夫等，他都颇感兴趣。他的戏剧里常常涉及神秘、原始、恐惧、梦魇，这些几乎是表现主义戏剧的典型意象。但是，他的戏剧叙事方式却是中国观众所喜闻乐见的。他的戏剧结构很讲究，善于讲述一个有头有尾、有悬念、有张力的戏剧故事，而故事当中，充满了中华文化的道德伦理和诗学正义，这也是他的戏剧被中国观众广泛接受的原因之一。

　　戏剧与文学不同，仅有文本，它的存在形态只完成了一半，只有立在舞台上，才能焕发艺术的光彩。曹禺的戏剧培养了多位导演艺术家，他们在各自的艺术追求的向度里，展示出各自不同的艺术造诣。曹禺的戏剧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演员，剧中那“金刚石般”掷地有声的艺术语言，浑茫繁复的人性内涵，爱到极致、恨到残酷的情感纠缠，还有戏剧情境所显现的哲学意味，让演员们在艺术创造中磨炼心性，提升水平。曹禺的戏剧也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观众，人们走进剧场与伟大的剧作家灵魂对话，与戏剧情境融通，除了感受曹禺戏剧的经典性，也间离了现代背景下庸常、匆促的人生。 （宋宝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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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邱丽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