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兰州11月16日电 题：绿色的启示——西部地区生态问题典型个案再调查

　　新华社记者任卫东、谭飞、王博、张玉洁

    山从这里起，水从这里来。透过生态之眼，西北地区可谓极端重要又无比脆弱。

    木里煤田超规开采、腾格里沙漠排污、祁连山无序开发、秦岭北麓违建别墅……2014年以来，生态警钟在西北不断被敲响，引起中央和全社会高度关注。

    记者长期跟踪这些典型案例，见证了起初破坏的触目惊心到整改治理恢复的步步变化。近期，记者再回访、再调查，当年的疮痍大地伤痕渐愈，阵痛之后再迎新生。

　　观察、解析这些生态问题的标本，就是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当下找准症结，为未来探寻出路。

　　“由黑到绿”的底色之变

    这是在甘肃省武威市天祝藏族自治县境内拍摄的祁连山景色（6月18日无人机拍摄）。 新华社记者 范培珅 摄

　　祁连山腹地，高耸密林旁，一片低矮云杉正在静静生长。600多天前，这块新绿处却是黑黢黢，深藏地下亿万年的煤炭源源不断地被开掘。

　　这是甘肃省武威市天祝藏族自治县千马龙煤矿的旧址，其探采历史已有40多年，并数易其主。两年前，煤矿采矿手续齐全，员工有460多人。

　　2017年7月，中办、国办就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破坏问题下发措辞严厉的通报。通报称，保护区违法违规开发矿产资源问题严重。

    拼版照片：上图拍摄的是甘肃省武威市天祝藏族自治县千马龙煤矿旧址现貌（6月17日摄）；下图拍摄的是甘肃省武威市天祝藏族自治县千马龙煤矿旧址原貌（资料照片）。 新华社记者 范培珅 摄

    千马龙煤矿的九成区域在祁连山保护区实验区范围内，依规必须退出。当地政府和企业主签订了补偿式退出协议，政府委托，企业出资，边拆除、边清运、边覆绿。

　　如今，设施设备拆除，矿业权证已注销，煤矿旧址“由黑转绿”。天祝县自然资源局局长赵明军表示，生态恢复验收合格后，这里将移交保护区管理局统一管理。

　　令人痛心的是，祁连山生态环境问题在西部不是首例、也非个案。前有木里煤田超规开采留下“黑色天坑”、腾格里沙漠企业排污造成巨型“排污池”，后有秦岭北麓圈占林地耕地违规修建别墅，各个触目惊心、发人深省。

　　党的十八大以来，西部地区环境问题不断暴露，生态警钟接连敲响。过去的几年，记者多次到访典型个案发生地，耳闻目睹关停退出、拆除炸毁、覆绿恢复——

　　祁连山保护区关停退出144宗持证矿业权，另有111宗历史遗留无主矿业权完成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

　　秦岭北麓陕西西安境内拆除违建别墅1185栋、1528套，收回土地4556亩；

　　2015年1月至2018年7月，青海木里矿区生态恢复面积增加13.15平方公里；

　　宁夏责令违法排污企业回抽处理直排沙漠的蒸发池废水44.85万立方米……

　　最近，记者再度回访这些“生态疮疤”，目击“底色之变”，也深深感到，过分攫取给自然带来的伤痕，虽可“急救”，但系统复原仍需时日。

　　另一方面，事发地因整改整治倒逼出的科学治理、协同管护、系统修复的经验和实践，让这些曾因生态环境问题通报全国的地方，成为生态环境科学修复治理的“博物馆”“教科书”。

　　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的木里煤田，已逼近绝大多数植物分布生长的高度上限。中国矿业大学团队在当地开展长期种草试验后，探索出有机肥覆土植绿、5种草混播的模式。

　　在宁夏蓝丰精细化工有限公司污水总排口处，摄像头实时监测水体排放，自动取样机定时取样留存。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的屏幕上，显示着废水中化学需氧量（COD）等各项污染物的实时浓度。“监测系统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数据实时上传，如污染物超标，就会有警报提示，我们可以远程关闭。”中卫市生态环境局环境监察支队副支队长马永兴说。

　　在占祁连山保护区总面积七成的张掖市，政府与科研机构合作，运用卫星遥感、航空遥感和地面监测等信息技术建立大数据库。“天上看、地上查、网上管”天地一体立体化生态环境监测网络的构建，让环境监测预警、监察执法和协同管理水平大大提升。

　　绿色发展方式的深刻革命

　　巍巍祁连山蕴藏无穷宝藏。曾经，丰厚矿产吸引资本挺进深山。如今，雪山冰川、森林草原共同构成的良好生态正被视作珍宝、重绽光华。

    这是在甘肃省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境内拍摄的祁连山景色（6月20日无人机拍摄）。 新华社记者 范培珅 摄

    在甘肃省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一位曾花了10多年、数千万元在祁连山探矿的投资人正在转型“探水”。和每吨数千元的矿石相比，论瓶卖的矿泉水回报少、见效慢，但他却在“史上最严问责风暴”后，渐渐体悟到了新的投资逻辑。

　　“如今人们对清新空气和洁净的水有向往。矿山关停退出后，祁连山的生态会越来越好，水质会越来越纯净。好生态才是‘下金蛋的鹅’，我对行业、对市场有信心。”他说。

    在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西水自然资源监管站观台生态管护点，牧民康永胜（左一）走出管护点大门（7月19日摄）。 新华社记者 范培珅 摄

    多位昔日的“矿老板”坦言：投资者已然深切认识到，生态红线已同安全生产一样成为投资必须高度重视的头号风险！唯有转型绿色产业，下一步才有出路。

　　资本的嗅觉最敏锐。资本的风向，也是发展方式变革的观察窗。

　　曾经，地方政府“靠山吃山”，招商引资请投资者开矿办厂，繁荣经济、发展民生。祁连山保护区整改整治后，天祝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减少四成；青海木里煤田因违规开采停产整顿前，所在天峻县的地区生产总值是现在的数倍。

　　然而，工业文明在成就丰裕物质财富的同时，也有“会呼吸的痛”带来的焦虑、“母亲河的呼喊”引发的担忧。

　　长期以来大规模的探矿、采矿活动，造成祁连山保护区局部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地表塌陷。木里煤田遭经年大规模露天开采，留下触目惊心的采坑，局部冰川和高寒草甸破坏严重。

　　在沙漠、高山、草原、森林、湿地上留下的疮疤，转而成为无数雾霾天、沙尘暴、不断下降的地下水位、重金属污染的土地。

　　几轮震荡过后，涉事地干部群众有“猛击一掌的警醒”。不再在“母亲山”“母亲河”上动心思、打主意，成为西北多地的共识。

　　受访干部都说，对陕西、甘肃、青海、宁夏这些西部欠发达省区而言，保生态屏障稳固、江河之水清澈、空气四季常新，既是新使命，更是永续发展的治本之策。

　　以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障生态文明

　　重回现场，绿意渐浓，但这绝不是终点。生态问题不是腠理之疾，疗治更应看到“冰山之下”的病灶。以此为鉴、启迪未来，唯有如此，自然之泪才没有白流，生态文明才可能实现。

　　看到祁连山生态整治的点滴进展，兰州大学教授丁文广认为，效果值得肯定，目标仍未完成。未来仍需研究和实践，了解自然深层次的变化，真正达到生态层面的深度修复。

　　一年多前，牧民康永胜成为祁连山保护区的一名生态管护员。他白天在草原巡护，晚上进城休息。“以前散漫，现在按时上下班，心里挺高兴。进城就是希望孙子以后就不要回来放牧了。”

　　而想要全局地、根本地、长远地筑牢生态文明，法治不可或缺。

　　在祁连山、秦岭等地，政策法规的模糊地带，被逐利违法和权力寻租钻了空子，开发商穿上生态、文旅等“马甲”大搞开发，变“国家公园”为“私家花园”。

　　2017年，祁连山通报发布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立即启动对相关地方性法规的专项审查研究。初步统计显示，专门规定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保护的地方性法规共49件，其中36件地方性法规存在与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相关规定不一致的问题。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法规备案审查室主任梁鹰指出，有的地方对10类禁止性活动完全没有作出规定，或对绝大多数活动未作禁止性规定，有的地方规定表述含糊，打“擦边球”，遗漏了个别禁止性活动。

　　截至2017年12月，有21个省区市及部分设区的市，修改相关地方性法规26件，拟修改或废止384件。

　　兰州大学环境与资源保护法所所长俞树毅认为，近年来，国家对生态文明体制进行了“大手术”，意在消除“九龙治水”下的权责模糊。然而立法尚未完成大修，与生态文明理念、生态文明建设体制改革进程相匹配的法规政策顶层设计仍不尽完善，进而最终使得地方环境执法体制仍未彻底理顺。“生态环境领域立法修法，也需要遵照生态观，及时进行系统立法、综合治理。”俞树毅表示。

　　生态问题及教训正倒逼中国重构生态治理制度格局，依法治理将成为生态环境问题整治的最鲜明底色。俞树毅说，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的治理观旨在强调，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复杂系统中，要做到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各个环节无短板、零死角，如此方得良好生态环境。这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参与记者：姜辰蓉、李华、任玮、陈凯、李亚光、李琳海）（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