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3日下午至14日，70余位来自海内外高校和学术文化研究机构的著名学者、学科带头人以及历史、语言学、文学、法学、出版学、信息管理学、图书馆学、公共管理学等多学科学者齐聚北京，共同研讨“商务印书馆与中国现代文化的兴起”，以纪念商务印书馆创业120年。

　　本次学术研讨会，是商务印书馆（以下简称“商务”）史进入学术研究视野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学术会议。在数十年的学术积累基础上，呈现出了新的方法与视角，呈现新的研究高度。

　　著名历史学家、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周振鹤《商务印书馆早期的印刷出版活动》，以独家的史料将视角投射到少有人问津的商务创办初期的出版活动；加拿大约克大学季家珍以商务一本《日用百科全书》为切入点，讨论民国时期知识文化；日本关西大学沈国威《<辞源>（1915）与汉语的近代化》，则以精湛的语言学学术功底，为商务研究贡献了概念史的新坐标；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周武则以上海档案馆等地档案史料为基础，以抽丝剥茧的功力，第一次还原了张元济先生赴日本遍搜流失的中华珍本古籍的艰辛过程，令人信服地勾勒出一个世不二出的出版大师的工作侧影。

　　华东师范大学洪九来《1949年前后一个商务代理人的日常生活变迁》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商务普通经理人的日常生活；商务印书馆张稷《我们为什么研究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多重范本意义》，从商务整体史的视角，从国家现代化进程、社会组织层面和现代社会中个人三个层面，探讨商务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多重范本意义。她认为，商务作为一个文化平台和经济实体，关涉着庞大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网络，构成了一幅丰富的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社会的时空“场”，值得以多学科工具，展开全景式研究，因此有必要设立“商务学”，推动商务印书馆研究。人民大学黄兴涛《文化启蒙、教育自觉与学术担当——作为中国现代文化引擎的商务印书馆》，则从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商务定位、商务的现代文化引擎地位、商务的文化选择及现代品格等方面就本次研讨会主题进行论述。

　　多角度考察商务与近现代思想文化启蒙的关系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马克锋将“启蒙”分为知识启蒙与思想启蒙，认为商务诞生于思想启蒙的时代，一定意义上是启蒙时代的产物；同时又在近现代思想启蒙过程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推手角色。他通过考察商务在译介西学名著、教科书出版方面的成就阐述了商务思想启蒙的巨大作用。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殷亚迪从个人思想论战的角度对商务与新文化运动的深层关系进行了重新挖掘。认为在陈独秀与胡适的直接论战之后，通过与蒋梦麟讨论“何谓新思想”、白话文问题，杜亚泉与胡适实际上展开了间接的思想战。杜亚泉凭借其深厚的西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功底，指出胡适“新思想”的任意性和意志的破坏性有余、而理性的建设性不足，只能称之为“时的态度”而非“新思想”；胡适提倡的白话文学也在一定程度上有低抑思想、破坏文化之虞。

　　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李彦东则从“实业意识形态”的角度分析了商务对近现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建构过程。认为与其他可能触动政治体制的思潮相比，“实业振兴”乃各界人士的共识，或可以“实业意识形态”称之。晚晴思想者们对“实业”的各种描绘均可在商务早期的杂志中找到。《东方杂志》实业栏实际搭建了一个实业话语的框架，《教育杂志》在实业教育方面的记述呼应了《东方杂志》的话语框架，而《绣像小说》刊载的“实业小说”《市声》更像是虚构的一个跌跌撞撞的“实业乌托邦”。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张越从史学近代化的角度分析了商务对历史学科史的贡献。第一，商务出版的一系列历史教科书开启了中国近代史学的叙事模式；第二，“中国文化史丛书”的出版开拓了中国近代史学的诸门类的专门史研究领域；第三，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系列著作的出版，帮助建设和完善了近代历史学科；第四，外国史书籍的译介，为处于草创阶段的中国世界史学科建设打下了最初的基础；等等。而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张兢兢认为顾颉刚《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树立起的多元演进的历史进化论思想，成为后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滥觞，可以说正是对张越论点的具体佐证。

　　南昌大学人文学院张国功通过考察商务与中国现代史上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性流派——学衡派的关系，重新审视了商务作为现代史上开拓“公共领域”典范的多层次内涵，认为其与学衡派交集甚少具有内在的必然性，正是文化包容性的体现。

　　上海音乐学院钱仁平回顾了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国立音乐学院上世纪30年代与商务合作出版的友谊，说明商务在民国时期为我国音乐界、我国音乐教育事业所提供的巨大支持和帮助。

　　中国政法大学胡晓进坦陈作为一位研究美国宪法和历史的青年学者，从商务一系列美国政治、法律、历史著作中获益良多，并追根溯源综述了商务对美国宪法在大陆的翻译和传播之功。

　　经营史研究趋向越来越细化，商务的企业制度研究成为新焦点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欧阳敏认为商务在众多近代文化企业中名列前茅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之一即是1897年至1930年代管理制度发生的两次较大变迁，由夏瑞芳时期的带有“新教伦理”色彩的“总经理负责制”，到他去世后逐步确立的分散决策的“合议制度”；1930年王云五出任总经理后，重新确立了总经理负责制，全面推行科学管理制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商务与文化教育事业的耦合效应。

　　华中师范大学范军一直以来的研究领域即是商务印书馆企业制度，并出版有《商务印书馆企业制度研究（1897—1949）》。此次研讨会他专门就20世纪30年代商务印书馆的福利制度进行了综括式的阐述，包括动因和条件、内容及其对当今出版企业的启示。这是他商务企业制度研究的新成果。

　　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苏基朗则采用平行比较的方法，对1929年商务印书馆和美国麦美伦有限公司的财务状况进行分析对比，试图总结东西书业殊途同归之妙。此外，独立学者肖伊绯对当今社会的“名人荐书”惯例追根溯源，发现“名人荐书”成为商业模式是从1930年代商务推行的“星期标准书”说起。他通过整理大量史料和历史图片，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系统梳理。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筹）王京芳专门就博物馆藏的1917年商务新书广告底稿档案作了考察，具有珍贵史料价值。

　　社会史方法介入商务史研究，人物对象由核心向围边延展

　　商务人物研究中，由于历史的份量和史料的充分，张元济研究一直呈现一家独大的现象，本次研究又有了优秀的成果。与此同时，研究比较聚焦的人物还有茅盾、杜亚泉、郑振铎、王云五等。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以及一些新的学科视角的介入，商务人物的范围由核心人物向周边人物延展。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周武在郑贞文《我所知道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一文的基础上，运用新刊布的关键资料，并参酌其他史料，重新梳理了1928年张元济赴日本访书这一重要事件的始末及随后的借影交涉过程，进而探讨中日书籍交流的多重意义。

　　《四库全书》出版工作委员会卢仁龙就张元济与北京图书馆密不可分的因缘侃侃而谈，并对张元济于北京图书馆做出的不为人知的贡献进行了生动阐述。

　　浙江省政协钟桂松的研讨论文则通过二人的日记、信札等大量史料，对张元济和刘承幹的交游往事进行了梳理，还原了张元济这一维新人物，与刘承幹这一守旧的文化人，出于共同的保护祖国优秀文化遗产的志趣和情怀而结下的深厚友谊。

　　北京印刷学院新闻出版学院叶新讲述了自己在考察张元济1910年环球之旅的时候，发现现有《环游谈荟》的缺漏，通过查阅资料，对其原因进行了分析，并试图用现有文献来弥补其不足，致力于还原此次掠星的真实面貌。

　　关于王云五的研究，主要有刘善涛对王云五于语文辞书现代化的重要贡献进行了综述；澳门理工学院澳门语言文化研究中心周荐的分享视角新颖独特，发前人之所未发——通过王云五的诗词照鉴其两岸数十载的心路历程。

　　此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黄鸿森的参会论文《陈翰伯与北京编译社》也把此次研讨会人物研究的范围拓展到50—60年代的商务，具有珍贵史料价值。

　　同时，人物研究从商务印书馆的核心领导层逐渐向外围拓展，包括商务长期的朋友、作译者等。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后宗瑶、叶新《邝富灼——商务印书馆英文部的开创者》、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洪九来《1949年前后一个商务代理人的日常生活变迁——基于〈史久芸日记〉的考察》、林英《叶景葵与商务印书馆》，以及王佐良之子王立先生的《王佐良先生与商务印书馆》。

　　教科书出版研究继续深入

　　张元济哲孙张人凤通过分析商务版教科书的编纂出版经过，总结了反映其中的张元济和整体编纂团队的教育理念，即自主、普及和公平、以人为本和人格培养、兼容中西、科学性、与时俱进六点。正是基于这样高屋建瓴的教育理念，商务教科书才能取得半个世纪的辉煌。

　　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石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毕苑均从中国教科书早期现代化的角度重点考察了商务几种代表性的教科书《最新教科书》《共和国教科书》《新学制教科书》《复兴教科书》等的典型意义。这些新式教科书的出版为清末民初的政治动员、思想启蒙和文化教育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也对中国现代教育学科史具有根本性的影响——近代教科书史几乎就是一部商务印书馆教科书的发展史。

　　教科书微观研究方面，杨早分析《共和国教科书》对“铁达尼号海难”新闻的简化和重塑，深度挖掘商务在清末民初着意启蒙的用心；栾伟平以信札等史料为基础，对夏曾佑《中国历史教科书》编写出版的前前后后进行了考实；吴小鸥对《复兴教科书》的启蒙坚守条分缕析，认为《复兴教科书》在中华民族最危难时刻积极确立全新的文化标准，才使其得以成为抗战时期规模最大、影响极为广泛的文化启蒙文本。张稷《商务印书馆与新中国初年的教科书供应》，将视角伸进建国前后的转型时期，论述商务印书馆在企业最低谷，参与配合中共出版委员会，成功完成1949年-1950年全国数以亿计的中小学教科书供应。

　　除了教科书研究，中南民族大学教育学院李永就以尚公小学为例重点考察了商务的办学活动及其理念。

　　类书和丛书、期刊研究层次丰富

　　这一主题的论文有柳和城《商务印书馆早期童书述略》，张志强、黄芳《1949年以前商务印书馆的英文出版活动探析》，张治《〈说部丛书〉对于西方文学译介史的贡献》，朱琳《向外输出：民国时期的〈四库全书〉出版研究》，黄佑志《学术中国化运动中的生意——以商务版“大学丛书”为中心》。日本摄南大学外国语学部濑户宏考察林译《吟边燕语》体现出的莎士比亚观，实际上林纾的莎士比亚观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国人对莎翁作品的接受史。

　　期刊研究集中《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妇女杂志》，呈现出较丰富的层次。

　　《东方杂志》研究有侯杰通过杂志的科学翻译话语研究发现，话语本身反映了杂志在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价值取向和基本政治态度，以此揭示这份大型综合性期刊在当时的政治文化重构语境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吴永贵通过宏观社会文化考察分析这本历史上刊龄最长的杂志的长寿基因的社会文化根源。

　　《小说月报》研究有鲍国华对《小说月报》所刊《怀旧》一文的阐释史研究；王燕阅读《小说月报》当中的商务印书馆的救世情怀。《小说月报》人物研究：陈福康《郑振铎与商务印书馆〈小说月报〉及文学研究会》、葛飞《左翼思潮冲击下的文学研究会的编辑们》，研究；杨扬《〈小说月报〉与1920年代中国文学》将《小说月报》置于宽阔的文学史视野进行全景式研究。

　　《妇女杂志》研究有杨剑利《〈妇女杂志〉与新性道德问题》，陈静、姜彦臣《女性文学批评视野中的〈妇女杂志〉》，田露《被唤醒后的歧路——周氏兄弟与〈妇女杂志〉（1921—1925）》，王申《转型时期的“妇女”与〈妇女杂志〉（1920—1921）：从章锡琛的编译策略谈起》。更有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黄相辅以《东方杂志》和《妇女杂志》为对象，评述近年来海峡两岸学界在通俗自然科学知识传播的讨论。

　　三大杂志之外，日本首都大学佐佐木睦从中国漫画史的角度分析了《儿童画报》和《儿童世界》的价值；江西省委党校廖太燕《周建人与现代科学的传播：以〈自然界〉杂志为中心的研究》考察了周建人通过杂志的编辑、科学论文的翻译和撰写、科学理念的评价和科学知识的介绍，传播现代科学知识和观念。

　　1949年后的商务印书馆史研究开始受到关注

　　1949年后的商务印书馆研究首次出现在同类研讨会上。张稷《商务印书馆与新中国初年的教科书供应——以联合出版社为对象的研究》、黄鸿森《陈翰伯与北京编译社》、于淑敏《〈现代汉语词典〉“大批判”始末》都是填补研究空白之作。王立为著名学者王佐良先生之子，他的以独家史料，从王佐良与商务之间长期关系为视角，从一个侧面说明1949年之后商务与学者之间的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