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4日，游客在参观京报馆旧址（邵飘萍故居）。新华社记者彭子洋摄
时局的动荡，再次将邵飘萍推向风口浪尖。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民众为抗议日方提出的撤除津沽防务的无理要求，在天安门前集会，并赴执政府门前请愿。不料，执政府卫队开枪射击，并用大刀铁棍追打砍杀民众，造成47人死亡、近200人受伤——鲁迅所说“民国以来最黑暗的那一天”来临了。
惨案发生后，《京报》迅速介入，连续两天以两个整版报道。邵飘萍急赴各地采访，用辛辣的言辞亮出段祺瑞执政府显赫的“战绩单”：以国务院为小沙场，弹无虚发，尸横满院，还发出“缉拿要犯，公开审判，使犯罪者伏法”的呼吁，直指祸首段祺瑞。
此后的12天内，《京报》发表相关消息、评论、通电、文章113篇，平均每天达9篇之多。邵飘萍特意发表《诛人类之蟊贼》一文，以“唤醒各党各派，一致起而讨贼”。
1926年4月15日，国民军败走，奉系军阀进入北京，张作霖扬言要杀邵飘萍。
张作霖之所以必除邵飘萍，缘自一年前。邵飘萍曾间接促成东北虎将郭松龄倒戈，策动滦州事变，与冯玉祥联手，讨伐张作霖。邵飘萍不断发表报道、时评，历数张作霖罪状，并称其“一世之枭亲离众叛”。
报纸传到前线，军心为之动摇。张作霖慌了手脚，马上汇款30万元给邵飘萍，企图堵住他的嘴。在当时，北京一个四口之家，每月只要12元就可维持基本生活。邵飘萍收到汇款后马上退回，称：“张作霖出三十万元买我，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
邵飘萍明白，此次张作霖兵临城下，自己在劫难逃。几路军阀已合谋将他置于绝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