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接受了一项“秘密任务”
近百年后，在探访京报馆旧址时，北大学子吴问骋心中涌起一个念头：“百年前，邵先生在这里做着什么呢？是在厅堂接待访客，还是在桌案前奋笔疾书？”
6月1日拍摄的京报馆旧址（邵飘萍故居）。新华社记者张晨霖摄
吴问骋认为，邵飘萍能够做出卓越贡献，与其勤学、实践密不可分，“他有幸将自己的能力专长与民族的需要联系在一起，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中值得铭记的一个符号。我们应当继承他的遗志和精神”。
从杭州《汉民日报》到《申报》驻北京特派记者、再到独立创办《京报》，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再到五卅惨案、三·一八惨案……从业十几年，邵飘萍以笔为枪，针砭时弊，对丑恶现象进行无情的抨击鞭挞，冯玉祥夸赞他“飘萍一支笔，抵过十万军”。
他的声音穿透了时代的黑幕，他的通讯时评成为那个时代的有力见证。
1919年5月4日中午，北大学生集于红楼前的马路上，浩浩荡荡前往天安门，与北京各高校学生汇合，惊天动地的五四运动由此发轫。这条马路就是如今的五四大街。
6月29日，参观者在北大红楼外合影留念。新华社记者鞠焕宗摄
“祖父十分关注巴黎和会的动态，尖锐指出这次由帝国主义大国操弄的所谓‘和会’，只会令中国深陷水深火热。他在1919年4月30日发表时评《请国人注意外交上根本问题》，呼吁国民抓住救国根本，废除中日间一切胁迫而成的条约。”邵澄说，作为当时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导师和《国民》杂志社顾问，邵飘萍与诸多学生领袖和进步学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始终支持学生们的进步思潮。因此，邵飘萍深度参与这场爱国运动是必然的。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此次反帝爱国运动成为五四运动以后，又一次全国规模的反帝斗争高潮。邵飘萍和《京报》对此影响深远。
五卅次日，邵飘萍就报道了惨案的经过，此后两个月内，《京报》经常以整版刊登五卅运动在全国的进展。邵飘萍还连续在《京报》上发表评论文章，建议“我全国人应一致对外，用不合作之手段，无论大小职务，一律辞去，坚持到底，以促外人之觉悟”。在这场运动中，邵飘萍几乎将全部心力投入中国人民反帝斗争中。据说，当时京报馆一直在为共产党组织印刷秘密文件，为此，邵飘萍还专门在自办的印刷厂设立了一个秘密印刷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