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十年，一场“逃离硅谷，奔向纽约”在美国西部悄然发生。“硅巷”——这个无边界的科技产业聚集区，让高科技企业群搬到纽约市中心的老宅里，却照样能迅速成长为经济重要增长点。与此同时，“逃离硅谷，奔向纽约”也在新一代硅谷人中逐渐流行。

　　科创空间的植入，高技术企业的流入，创新人才的导入……在华高莱斯国际地产顾问（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李忠看来，纽约的故事证明了“重大创新是确保城市过渡到新阶段的机制”，也就是说，把握科技创新，是下一轮城市更新的关键。

　　类似的故事正在国内上演，比如，“北上广深”的人才正在溢出。在李忠看来，今天有实力接纳这四城机遇的，恰好也有四座城：杭州、成都、合肥、宁波。“它们正在用自己不同的先天禀赋、后发追赶，试图定义出中国下一代科技之城。”

　　四个城市，四种模式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您提出这四座城市后，大家都非常好奇，为什么是这四座城市？

　　李忠：这四座城市的选择其实非常有意思，因为它们的科技发展恰好代表了四种模式——

　　杭州是城市和科研具备，既因为浙江大学在杭州，同时这里原本也修建发展了相当规模的一批科技园区，人才和产业“优势”都很明显。

　　再看合肥，这座城市的整体发展也许不能与杭州、成都相比，但合肥也有绝对“优势”：当年，城市争取来了中国科技大学，这所大学全名中国科学院附属科学技术大学，首任校长是郭沫若兼任，汇集了严济慈、华罗庚、钱学森、赵忠尧、郭永怀、赵九章等一大批著名科学家。此外，学校创办少年班、首建研究生院……因此这里的人才能级非常高。

　　成都的科技发展就非常特别，这里有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等一批高校，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北京的科技园区在海淀区，四川的科技园区在绵阳。所以人才是成都的优势，但厚积薄发的科创空间聚集效应，是成都极其需要补足的大短板。

　　第四种模式是宁波。很多人都会觉得宁波的出现很突兀，比如宁波的大学比起中科大、浙大等来说差很远，但是有一个背景知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院士最多的一个省是浙江省，最多的一个市是宁波市，最多的一个区是宁波的鄞州区。也就是说，宁波很早就看到了院士的潜力，到今天鼓励院士回家乡做贡献也就成了它的“优势”。

　　“城”与“学”的平衡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所以要打造科技之城，关键在于“城”和“学”的发展？

　　李忠：不能一言蔽之地要求每个城市都要把“城”和“学”做到极致。“城”和“学”可以均衡发展，杭州就因此诞生了阿里巴巴，以及今天一系列“阿里系”的中小企业生态圈。“学”发展得比“城”更好也是可以的，比如宁波的经济发展速度已经快要追平杭州，关键就是杭州是以软科技为主，而宁波做的是硬科技，因为它有一批院士作为支撑。

　　合肥的例子更极端，因为这座城市的“学”远远大过“城”。但一旦“城”开始追赶，其爆发力就非常强。近年来，合肥为什么在产业上反复“押宝”都能“押”中？因为谈判的时候，市长旁边坐着的可能是个大学教授，懂行的人先拍板了，城市再去发挥商务的功能，这就是非常典型的“学”对“城”的助力作用。

　　成都的“城”、“学”发展得相对均衡，但是“城”的优势更加明显，一个关键点就是做好了针对知识分子的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我对成都的印象是“苔痕上阶绿，‘绿道’入帘青”，说明城市打造公共空间的前提顺应了人的需求，“城”的效应非常明显。

　　创新中的选择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抓住新一轮科技机遇，从这四座城市当前表现看，它们做对了吗？

　　李忠：其实不管是“城”还是“学”，关键还是通过提供好的居住、工作环境，造就人的聚集。这一点我认可成都“人城产”的创新思维，因为这种思维将“人”提到更重要的位置。

　　比如，中科大的研究是“曲高和寡”的工作，当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时候，合肥的优势不明显，但当高科技是生产力时，合肥的优势不仅是中科大，还有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超导托卡马克装置、量子密钥分发等实验室和技术实现，对合肥而言，不仅用“硬核”科技优势吸纳人才，更要“柔软”的城市本底留住人才。

　　对成都而言，要根据产业功能区的特质，紧抓金融科技、转机经济、科学服务三大产业机遇；在突破新转变上，要精准把握产业功能区创新需求，即产业创新需求和科技人群需求。比如，成都还需要更多的超算中心，其作用不仅是提升城市算能，将成都变成一块科技创新的巨大磁场——超级计算中心发挥的作用是基础性的，它就像“科学家手里的计算机”，除了科学研究，还能吸引更多科研企业，产生合作。 （记者 叶燕 邹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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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周楚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