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银发浪潮：与其担忧“未富先老”，不如防止“未备先老”。4日举行的复旦管理学论坛上，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彭希哲教授提出，在人口结构发展变化不可逆转的趋势下，老龄化正同全球化、城镇化、工业化、现代化等一道，成为重塑世界格局的重要力量。无论对世界或是中国，人口老龄化既带来艰巨的挑战，同时也是难得的发展机遇，中国作为历史发展悠久的大国，面对汹涌澎湃的银发浪潮，既要虚心学习先期老龄化国家的发展经验，更须结合本国国情、世情、社情、人情，探索有中国特色的人口老龄化应对战略与方案。

    2050年老龄化国家超160个

    数据显示，21世纪是全球人口老龄化的时代，继法国1865年第一个进入人口老龄化国家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陆续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据统计，2010年全球人口老龄化国家为76个，预计2050年将超过160个。其中，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最快，老年人口规模最大，面临的挑战最为艰巨。

    据预测，本世纪中叶，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4.87亿，其中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将达到1亿，相当于届时发达国家高龄老年人口的总和。

    彭希哲看来，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它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预测显示，至2100年我国老年人口比例仍将维持在30%左右的高水平。在这一过程中，2015至2035年是老龄化增速最快、波动最大的时期，也是未来社会抚养比相对最低、老年人口结构相对最年轻的时期。

    “应对老龄社会的战略和战术储备应在此期间完成。从目前来看，影响这一目标实现的主要障碍不是‘未富先老’，而是‘未备先老’，”彭希哲说，现有制度安排对这些变化亟待更完善的结构化和系统性应对。

    应对人口老龄化有政策空间

    可以预估的是，全球性的银发浪潮中，国家与社会现有结构制度面临着全方位的“冲击”，其中包括对社会经济制度安排、对养老保障制度、对医疗保障制度，以及对服务保障体系的影响。

    更为值得一提的是，家庭模式变迁将增加未来养老制度安排的不确定性。彭希哲说，无论中国还是外国，居家养老都是最主要的养老形式之一，几乎所有的老年人或多或少地通过家庭或社区得到相应养老服务。但随着我国家庭户规模的不断缩减、家庭结构格局的不断简化、老年人居住模式出现结构转变、非传统类型家庭大量涌现，家庭在未来养老制度安排中的作用机制有待重新研究。中国家庭正在经历“少子老龄化”进程，在家庭政策及相关服务仍系统性缺位的情况下，这些现象将使国家目前以家庭为落脚点所推出的诸多养老战略和政策遭遇极大不确定性。

    与此同时也应看到，我国特有的大国区域差异为应对老龄化提供时空和政策腾挪空间。在他看来，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地区差异呈现东高西低、城高乡低的特征，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人口老龄化的区域差异进一步加剧，老龄化的压力将通过人口流动传导至中西部地区。这将导致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复杂化，同时也为东部地区延长了人口红利窗口期，创造了政策腾挪空间。利用各地老龄化程度的差异，采取相应的错位发展策略，有可能使得各地区均可延长人口机会窗口的开启时期，最大限度地收获“人口红利”。

    引入“全生命周期”新视角

    彭希哲教授提出，结合中国特殊的国情与所处特殊的时代，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必须要基于中国的基本国情，必须有中国思考。

    首先，是重新定位老年人的社会角色。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通常被视为被抚养者或负担人口，对生理年龄的片面关注，忽视了老龄化的多元性、层次性、阶段性和动态性，及个体和群体间的差异，同时也无法反映老龄化影响的区域差异性。因此，有必要从动态的视角看待老年人和老龄化问题，弱化对人口老龄化的悲观态度。

    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中，个体并不是被动等待的，而是积极为养老做准备。引入“全生命周期”是为了强调老龄战略及相关政策体系的可持续性和代际公平原则。将老龄化问题过度聚焦于为老年人口提供经济保障和公共服务，既易造成不必要的社会恐慌情绪，也不符合代际均衡的发展理念。

    一方面，人口老龄化的长期性要求兼顾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老龄化的战略设计需要充分考虑全体社会成员的需求与价值，将老年人短期的养老需求与国家的长期稳定发展目标实现有机结合；另一方面，老龄化不仅涉及老年人，而是全人群需要共同解决的问题，老年人养老金的平衡与可持续，需要提高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和提高老年人经济参与，老年照护服务的供给需要家庭给予充分的支持与配合。因此，建立一个“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老龄社会，需要引入全生命周期的视角，关注个体生命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和转变，同时充分考虑老年期个体的生理、心理、行为特点，尽可能满足老年个体多元化的生活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