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拉萨5月4日电 题：向上！与珠峰有关的青春

　　五月，万物蓬勃，青年人的节日在五月。喜马拉雅山脉天朗气清，向世界之巅进发的最佳时机在五月。

　　1960年5月，三位平均年龄只有24岁的青年，代表中国人第一次从北坡登顶珠穆朗玛峰。

　　1975年5月，九位青年登顶珠峰并在顶峰与五星红旗合影，史称“珠峰九勇士”。

　　图为在海拔5200米的珠峰登山大本营，边巴顿珠和队友在帐篷里玩桌上足球（4月25日摄）。 新华社发（孙非摄）

　　今天，一批批青年人勇往直前，在珠峰之上实现自己的梦想，用昂扬向上的姿态诠释着时代精神。

　　将个人奋斗融入时代主题，便是无悔青春。

　　四十年间，两场自我叩问

　　图为在海拔5200米的珠峰登山大本营，边巴顿珠准备向高海拔营地进发（4月26日摄）。 新华社发（孙非摄）

　　44年前，一位登山者几乎将年轻的生命留在了追求人生至高点的路途中。

　　海平面之上8600多米的雪山某处，傍晚的狂风肆虐，23岁的藏族青年桑珠收起报话机，开始与另外三名同伴按照刚刚收到的命令，向更低海拔撤退。他们此时已迷失了方向，只能轮流吸着氧气，在岩石峭壁间摸索返回的路。自登上这座雪山以来，桑珠心里第一次出现了不甘与迷茫：“我们这次还能登上珠穆朗玛峰吗？”

　　这一幕发生在1975年5月，是1960年中国人实现人类首次从北坡登顶珠峰后，中国登山队第二次从相同方向对珠峰顶峰发起冲击。

　　当时，队伍已尝试过一次登顶，但因大风等天气原因失败。许多队员因身体透支不得不下撤，无法继续参与之后的攀登。原在修路队的桑珠被选入此次冲顶的突击队，他还担负着一个重要任务：背负4截金属梯架设在海拔约8680米的“第二台阶”处，以攻克这一段攀登难点。

　　然而，桑珠与同伴们再次陷入困境……

　　向上，还有可能吗？

　　类似的问题，40年后摆在了22岁的藏族登山向导边巴顿珠面前。2015年，尼泊尔发生8.1级强震，珠峰南北坡均受严重影响。边巴顿珠作为商业登山团队的向导，正在海拔8200米左右进行物资运输。山上的巨大震感，以及从电话中得知家中房子塌了的消息，让这个年轻人在雪山上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最终，依靠同伴让出来的氧气，他连续行进数小时，才于凌晨3时惊魂甫定地撤回海拔5200米的大本营。

　　当时，已决定以登山向导为职业的边巴顿珠，还从未登顶过珠峰。

　　向上，还要继续吗？

　　两个不同时代的登山者，都在自己的青春岁月里，于世界之巅前，面临着关于攀登、也关于自己人生的自我叩问。

　　后来，他们都用行动给出了回答。

　　1975，你们能想象吗？

　　图为边巴顿珠从海拔5200米的珠峰登山大本营向高海拔营地进发（4月26日摄）。 新华社发（孙非摄）

　　时至今日，即便已登临过珠峰之巅，桑珠也总是说，自己与许多当年在山上的年轻伙伴一样，只是非常简单的人——对所拥有的人生时光，以及决定为之奉献的事业，有着最简单的执着和热情。

　　他依旧记得，队友仁青平措第一次冲顶时手部冻伤，但仍主动报名第二次冲顶。他受伤的手根本抓不住岩石，一抓就打滑。最后，大本营强行下命令，仁青平措才勉强下撤。

　　“你们能想象吗？”桑珠讲述着自己那已经遥远的青春，也询问着年轻的后辈们。

　　有很多事情，后辈们或许都想象不到，比如：如果没有西藏社会形态的变革，桑珠根本没有可能登上世界之巅，终生都会是一名没有自由的奴隶。

　　1953年，桑珠出生在西藏。6年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西藏民主改革在青藏高原彻底废除了人奴役人的腐朽制度。从此，桑珠的人生有了更多可能——上学、参军，直至被挑选进入1975年攀登珠峰的中国登山队。

　　中国之所以在1960年首登珠峰后时隔15年再次攀登，桑珠在初入登山队时还不完全理解。除测量山体高度、进行科学考察外，破除围绕“1960年中国人是否登顶”的争议，向国际社会证实中国登山的能力，也是攀登的重要目的。彼时的登山运动与乒乓球等竞技体育项目一样，寄托着国人对于一个站起来的中国的美好希望，是中国国家形象和民族精神在体育领域的“代言人”。

　　图为桑珠在跟小孙女玩耍（4月29日摄）。 新华社发（孙非摄）

　　“为了国家和人民的事业，我们年轻人不怕苦，甚至愿意献出自己的生命。”桑珠这样说。而有人确实把生命留在了山中。在桑珠迷路下撤的那次顶峰突击中，队员邬宗岳失踪，后被证明因滑坠牺牲。

　　队伍遭受打击，一度撤回大本营。但桑珠记得，营地中反而出现了更为热烈的气氛，似乎那不是一场攀登，而是一次战斗。决心书、请战书、入党申请书，雪片般飞向登山队党委会。所有人都争着要为再次冲击顶峰奉献一切。

　　“桑珠，你有没有决心？”

　　“有！”

　　大本营里，一段简单的对话，便是桑珠关于“向上”之自问的答案。而类似的火热场景，在1975年的攀登过程中出现过不止一次。5月26日，第三次冲顶前夜，登山队在海拔8600米的突击营地召开动员会，队员罗则表示：“我们要做好付出一切代价的准备，就是爬也要爬上去！”

　　5月27日，历经三次冲顶尝试，包括桑珠在内的9人突击队终于登上地球之巅，桑珠是其中第二年轻的队员。

　　“那种精神，你们能想象吗？”如今，已年近古稀的桑珠向当代青年发出询问。

　　2019，这是我的选择

　　“我真的无法想象！”被问起对老一辈登山人的印象时，1993年出生的边巴顿珠语气激动，他就是想不明白，他们是怎么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登上珠峰的？

　　边巴顿珠的家乡在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聂拉木县，是喜马拉雅山脉穿越的几个边境县之一。世界第十四高峰希夏邦马峰就在其境内，县城距珠峰直线距离不到100公里。

　　在边巴顿珠的少年时代，珠峰等高海拔山峰的攀登路线已发展成熟。1975年登顶珠峰时，队伍仅在有冰裂缝处等危险地段才会架梯子、铺路绳，其余路段均需队员在几无其他保护措施的情况下结组前行。而今天的商业团队会在攀登路线上几乎全程铺设路绳。已是专业高山向导的边巴顿珠，有时会在登山季承担这项工作。

　　边巴顿珠走上山峰的过程中，个人选择和家庭因素起了很大作用。他的舅舅是西藏登山学校的第一批学员。有一年，舅舅在登山季期间寄回一封信和一张珠峰上的照片。边巴顿珠觉得，舅舅在山上的样子“特别酷”，而白茫茫的雪山“像草原一样宽广”，让人“真想上去看看”。

　　2010年，初中毕业的边巴顿珠考入西藏登山学校。这所他与舅舅共同的母校成立于1999年，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商业高山向导，带领普通登山爱好者攀登山峰。而学校成立的背后，是登山运动从国家任务向非竞技性户外探险和群众体育项目转型的大潮。越来越多的普通人走向山峰，将其作为爱好，或者实现个人发展的平台。边巴顿珠便是其中之一。

　　“登山可以带我去更远的地方。”边巴顿珠说，进入登山行业以来，他接触了大量不同行业的客户，眼界大开。中国商业登山走向海外的步伐，也让这个平时爱玩爱闹的大男孩开始有意识地规划自己的未来。他下载了英语学习软件，每天学习一个小时；他开始思考高海拔攀登与低海拔徒步两个市场的发展趋势；他心目中的偶像除了舅舅，还增添了登山学校一位考取了硕士研究生的师兄……

　　尼泊尔地震后两年，边巴顿珠第一次登上了从儿时便向往、却也给自己带来过巨大恐惧的珠峰。登顶之后，他向父母立下志向：再苦再累，职业生涯也要登顶7次珠峰。

　　对山峰的渴望引领他走出家乡，而山峰之外更广阔的世界所蕴藏的选择，使他没有理由不继续向上。

　　“这是我的选择，从没有后悔过。”2019年在珠峰登山大本营，边巴顿珠说，“青年人，就得去拼一拼，不然怎么知道自己行不行呢？”

　　四十年间，一场“对话”

　　边巴顿珠喜欢看关于老一辈登山队员的攀登视频，每次看到他们通过珠峰海拔约8680米的“第二台阶”路段时，他都会啧啧称奇。1960年，王富洲、贡布、屈银华和刘连满四人在这段曾被国外登山者视作“不可逾越”的岩石路段搭人梯通过。1975年，中国队在此处首次安放金属梯，降低了攀登难度，后被称作“中国梯”。

　　“那里（第二台阶）特别险，几乎是垂直的岩石路段，旁边就是悬崖。”边巴顿珠说。“没有‘中国梯’，很难想象怎么通过。”

　　这段被后辈登山者视作必不可少的梯子，就是1975年被桑珠和队友轮流背上珠峰的。虽然最初的梯子在2008年被新的“中国梯”所替换，但边巴顿珠觉得，每经过一次“第二台阶”，踏在“中国梯”上的每一步，都像是与年轻时的登山前辈们进行的对话。

　　在不同的时代，这种对话一直都在进行。

　　1982年，新华社记者郭超人在登山报道作品集《向顶峰冲刺》的序言中写道，从1960年和1975年两次攀登珠峰以后，“在中国大地上诞生了数以千万计的新读者”，而新闻记者作为时代的记录者有义务告诉读者，“曾经有一批与他们年龄相仿的青年人，是怎样无私和无畏地献身于祖国和人民的事业的”。

　　“我在自己的青春时代登上了珠峰，为祖国的事业毫无保留。”回忆往昔，展望未来，桑珠感慨万千。“时代不同了，现在的年轻人能在登山事业中实现新的发展。”

　　“如果有机会，我想对几十年前的他们说一声辛苦了。我会把他们奠基的登山精神传承下去。”边巴顿珠说。

　　在另一个时代的同龄人身上，这位“90后”登山人看起来已经找到了如何在山峰上，以及如何在人生之路中不断向上的答案。（王沁鸥、张宝亢、孙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