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长沙11月24日电 题：TA求救的信号，你收到了吗？

　　新华社“中国网事”记者袁汝婷

　　第一次见肖虹（化名）的情形，律师尹兰英永远忘不了。

　　眼前的女人头发凌乱、右眼青肿、嘴唇上翻、胸背多处淤青……这些是被醉酒的丈夫殴打的伤。

　　结婚15年，这并不是肖虹第一次挨打。2016年，忍无可忍的她敲开了长沙市妇联的门，见到了法援律师尹兰英。

　　报警备案、鉴定伤情、拍照留证、公安机关出具并送达告诫书、妇联代她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一系列程序如飞针走线，迅速织就一张安全网，裹住了无助的她。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以下简称《反家暴法》）生效施行。

　　同一天，湖南省首份单独立案、全国首份由妇联组织代为申请的人身安全保护令签发。随后，送达肖虹丈夫手中。

　　两年半后，在今年国际消除家庭暴力日前夕，尹兰英拨通了肖虹的电话。

　　“肖大姐，最近好吗？”

　　“尹律师，我家可‘变天’了。他再没动过手，日子好多了！”

　　2014年，最高法曾公布数据：中国约有24.7%的家庭存在不同程度的家庭暴力，近10%的故意杀人案涉及家庭暴力。

　　肖虹是勇敢而幸运的。

　　还有更多的人，仍跋涉在路上。

　　“你无法想象，我被打过多少次，才下决心求救”

　　“你无法想象，我被打过多少次，才下决心求救。你也想不到，我求救了多少次，才终于有了回音。”李露（化名）回忆。

　　2001年，19岁的李露认识了初恋张强（化名）。恋爱、结婚、生子，在长达十余年的亲密关系里，张强无数次对她恶语相加、拳脚相向。

　　“老婆就是打了才听话！”张强“热衷”于当众殴打妻子，李露换了十几份工作，离家出走好几次，却总被丈夫哄骗、恐吓、甚至以家人性命要挟回家。

　　悲剧循环往复，暴力愈发升级。李露说，“他就像个地雷，随时会爆炸。”

　　直到一天夜里，张强再次拳打脚踢，然后一把推开年幼的儿子，用电动车的链子锁锁住了伤痕累累的妻子。

　　李露戴着链子锁跑出家门求助。直到第二天，才有民警用电锯锯开了锁链。

　　起初，李露不愿告诉任何人，总觉得“没有脸面”。

　　忍不住向家人说了，可“家人也都怕他，没有主意”。

　　此后，李露向村委、居委会反映，得到的回应是“我们很同情你，可这是家务事，不好干涉。”

　　再后来，单位同事几次替她报警，警察来了现场，做了笔录，劝了几句就走了，“连把他带去派出所问话都没有”。

　　那时的李露，觉得自己像个满身伤痕的水手，和一匹恶狼被困在同一艘风雨飘摇的船上，四周是暗夜里黑沉沉的大海。

　　她一边与恶狼搏斗，一边不停地发出求救信号。

　　可远处那些亮起了灯火的船，一艘艘驶离。

　　“从那天起，我就觉得，有人为我撑腰了”

　　链子锁被锯开后不久，李露逃了。

　　她躲得远远的。整整三年，一直在等待从这段婚姻中安全脱身的机会。

　　一直关注着《反家暴法》相关信息的她，等来了2016年3月1日。“从那天起，我就觉得，有人为我撑腰了。他是违法的，一想到这里，我腰杆就直了。”

　　也是在那一天，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未成年人和家事综合审判庭庭长刘群，为家暴受害人肖虹，签署了湖南首份单独立案的人身安全保护令。

　　曾多次参与《反家暴法》立法研讨的刘群无比振奋：“反家暴，发出了国家的声音。”

　　2017年，在妇联工作人员邹美红的引荐下，李露找到了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妇女维权合议庭的法官童广峰。“他跟我说‘你不要怕，我们一定为你主持正义’。”李露清晰记得，童广峰拍了拍她的肩，“我第一次觉得找到了安全感。”

　　《反家暴法》规定，当事人因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童广峰签发了李露申请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并决定让自己的助理带上四名高大威武的法警，将保护令送达张强。

　　令人意想不到，传说中如恶魔般凶神恶煞的丈夫“乖得像猫一样”，在保护令上签字时手都在抖。“政法机关只要勇于亮剑，很多施暴者不堪一击。”

　　2017年，李露顺利离婚。她给天心区人民法院送来锦旗，流着泪向法官们鞠躬说谢谢，“几十年了，我从来没有被这样善待过。”

　　童广峰在那一刻感受到这份工作的意义，“有的受害人忍受家暴几十年，求救却没有人站出来。现在，国家机关给你撑腰，不要任何回报。”

　　“求助的人，有没有得到应得的回应？”

　　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今年3月发布有关离婚纠纷的专题报告显示，2016、2017两年间，在超过250万件离婚纠纷一审审结案件中，有14.86%的夫妻因家庭暴力向法院申请解除婚姻关系，其中有91.43%是男性对女性施暴。

　　这个数据远非全部。不是所有的家暴受害人都会诉诸离婚。许多人选择沉默、忍让、躲藏。

　　“难道没有人在第一次遭受家暴时求助过吗？”

　　“求助的人，有没有得到应得的回应？”

　　“受害人不敢求助，难道只是家庭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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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来，湖南省反家暴危机干预中心法援律师万薇，帮助过多位家暴受害人。在11月接受采访时，她发出一连串疑问。

　　最高法相关负责人曾透露，在我国，受害人平均遭受35次家暴后才选择报警。湖南警察学院家庭暴力防治研究所所长欧阳艳文，被业界称为“中国警察反家暴第一人”。十年间，他围绕同一个主题、面向基层干警，做了上百场讲座，足迹遍布20余省。

　　讲座第一句话总是相同：“家暴，不是家务事。”

　　在湖南省妇联权益部部长彭迪看来，许多受害人要经历无数思想斗争，克服重重威胁与顾虑，才发出求救信号。

　　而她们得到的回应，可能远远低于期望。

　　这正是彭迪、刘群、童广峰、欧阳艳文、万薇、尹兰英、邹美红等越来越多人义无反顾、不求回报地迈入反家暴战场的原因——为了不让受害人“求救无门”。

　　“你首先要勇敢求助，才能救自己。”李露说。

　　“不要责备受害人没有勇气。勇敢之后，道路依旧漫长，需要多方援手。”彭迪说。

　　TA求助的信号，你收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