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肿瘤医院病理科医生正在取材。　张诗雨　摄

　　如果患者身上长了一个肿块，究竟是不是肿瘤？是良性还是恶性？之后该怎么治疗？这些问题，都将由病理科医生来回答。

　　相较于外科、内科、儿科等科室，医院的病理科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显得有些神秘。在那里，没有进进出出的病人、或喜或悲的家属、也没有机械的叫号提示，只有冰凉的医疗器械、琐碎的信息核对和一阵又一阵福尔马林的刺鼻气味。

浙江省肿瘤医院病理科主管技师戴炜力正在完成冰冻制片。　张诗雨 摄

　　在那里，有一群以取材刀、切片机、显微镜为“武器”的病理医生，在疾病这场“战役”里，争分夺秒地为患者默默战斗着。

　　“医生的医生”一年看31万张玻片

　　早上7点半，浙江省肿瘤医院病理科主任医师、科主任孙文勇准时出现在病理诊断室里，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一台显微镜，一台电脑，一间不大的房间，看似寻常的小诊室却是病理科所有工作的最后一道关卡。

　　冰冻切片阅片——病理科难度最大的一项工作。目前浙江省肿瘤医院可以胜任该工作的医师屈指可数，孙文勇就是其中之一。

　　9时，一位五十多岁的患者正躺在手术室的病床上，由于左乳外侧有一个结节，该病患被初步诊断为疑似乳腺癌。在切取了病灶部位的组织块后，主刀医师俞洋嘱托将标记好的标本送到病理科做冰冻切片。“大概半个小时，就会出病理结果。冰冻切片的优势就是速度。”俞洋介绍。

　　经过标本信息核对、取材、冰冻制片、染色，当病患的病灶部位组织被制成玻片送到病理诊断室时，还不到半个小时。孙文勇熟练地把玻片放到显微镜下观察，35年的工作经验，让他在一分钟内就报出了一连串诊断结果。紧接着，身旁的助手将信息输入电脑，下一秒，手术室内的俞洋收到了上传的病理报告，开始着手下一步治疗方案。

　　浙江省肿瘤医院病理科主任医师、科主任 孙文勇正在阅片。　张诗雨 摄

　　“因为临床医生的诊断和治疗都要遵循病理医生的诊断结果。所以也有人说我们病理医生是‘医生的医生’。”孙文勇想了想，又纠正道，“其实我们的角色更像医院里的‘法官’。病理诊断的结果决定了病人的病情以及后续治疗，有些‘一锤定音’的意思。”

　　说话间，不断有制好的玻片被送进病理诊断室等待孙文勇阅片。主治医师郑林峰入行已有十余年，“这么多年了，还是会有拿不准的片子要请孙主任来帮忙看一看。”从早上7点半开始到晚上最后一台手术结束，一天时间里孙文勇就在这间不大的诊断室里看了近百张冰冻切片。去年一年，病理科的全体诊断医生看了近31万张的常规病理玻片。

　　浙江省肿瘤医院病理科主治医师尹文娟正在取材。　张诗雨 摄

　　压力与动力并存 活到老学到老

　　作为浙江省肿瘤医院病理科的“主心骨”，孙文勇还承担着一些院内外病理会诊的工作。他说，“别人拿不准的时候，我们肯定要帮帮忙，毕竟是关乎生命的事。所以干这一行责任重，压力也挺大的，生怕出错。”

　　虽然平时工作压力大，但回忆起病人因为自己的病理诊断而免去了不必要的手术之苦时，孙文勇显得很有成就感。

　　几年前，一位刚刚生产完的妇女从安徽专门赶到浙江省肿瘤医院，想让该院的医生为自己再检查一次。“她在老家医院剖腹产时，医生发现她腹膜外面有肿块一样的东西，诊断是癌。患者刚刚当上妈妈，听到这个消息该有多绝望。”孙文勇回忆，“后来我们为她进行了二次检查，确诊所谓的‘肿块’实际是患者怀孕期间应激的一种反应，并不是癌症，于是皆大欢喜。”

　　每一次的精准病理诊断都给孙文勇带来继续前进的动力。显微镜旁，一本《诊断病理学杂志》被堆成“小山”的玻片压着。孙文勇笑道，“今天本来准备空闲时翻一翻的，到现在还没来得及打开。”

　　成为病理医生后，孙文勇没有停止学习的步伐。1988年，他成为浙江省肿瘤医院第一位赴日学术交流的病理医生。在他眼里，病理医生就相当于全科医生，要具备各种复杂的学科知识和丰富的临床经验。“病理学领域的知识在不断发展进步着，我们也要活到老，学到老。”孙文勇说。

　　病理人才短缺 分子病理与人工智能并行

　　如今，国内越来越多的优秀医学生首选临床科室，很多医院的病理科都面临着严重的人才缺口。孙文勇意识到了这一点，显得着急又无奈。“国内的一些医院对于病理科重视不足，缺乏投入，致使病理医生少，硬件设施也很差，很难保证精准的病理诊断。”

　　“我们要认识到，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硬件条件，国内的病理科和国际上还是有着很大的差距。”作为浙江省肿瘤医院病理科学科带头人，孙文勇有着自己的感悟和预判。他表示，人工智能是未来国内病理学发展的方向之一，但仍有一段很长的道路要走。近年来，国内分子病理诊断也在不断加强，“我们院的东区已建成分子病理实验室。”

　　孙文勇补充道，“病理医生还需要掌握的一项技能就是尸检。患者死亡后不能直接简单地宣布，要用病理分析诊断出死亡原因，作出详细的病理报告，这样才能推动医学的不断进步。”

　　“孙主任，麻烦这个片子看一下。”狭小的病理诊断室里，孙文勇正快速精准地对病变组织细胞形态的变化作出判断。他的个子很高，因此在操作显微镜时，不得不佝着背，弯着腰。这样的状态，往往一保持就是一天。而这，正是孙文勇和所有病理医生每日的常态。

　　作者：张煜欢 张诗雨 吴欣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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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郝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