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4月21日电（记者曹祎铭）清华大学教授杨斌指出，人文精神也可以创造红利，新时代更要重视人文红利。

　　杨斌认为，“红利”的内涵有三个层次。首先，当人们最早使用人口红利这个概念时，主要是描述一个国家中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工作岗位对于劳动力的吸引力更大，整个国家的经济呈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

　　当人们担心中国的出生率下降、老龄化提前，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下降，因此人口红利即将消失的时候，学者们提出了“人才红利”的新概念，这是“红利”内涵的第二层，来描述劳动年龄人口中的素质与质量，构成进一步经济增长、创新发展的动力源。

　　在此基础上，杨斌提出了人文红利的概念，“这是这一组概念的第三层，描述劳动力的素质不仅是能力和知识的基础，更要看他们的精神面貌、心智品格；不仅看个体劳动者的状况，还要看劳动者以什么样的方式团结起来形成合力的状况。人文红利，是从过去经济学的角度更深入微观到管理学的角度，去发掘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这是比人口、人才更持久深入的一个概念。”

　　杨斌认为，信仰可以带来人文红利，信仰所带来的力量，具有现实意义。愿景也可以带来人文红利，当一个组织、国家有非常清晰并且得到人们信任的愿景的时候，人们就会愿意付出巨大的努力去实现它。另外，洞察人性、尊重人格，以及领导力、工匠精神、运动家精神等这些人文精神都可以带来人文红利。

　　此外，杨斌表示，从教育的角度看，也意味着在重视人才培养的规模和结构基础上，更要看重人才的人文塑造和升华，这是对人才质量的更高要求。教育机构不仅要成为人才红利的贡献者，更要成为人文红利的建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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