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8月8日电  题：大众期盼身边就能健身

　　新华社记者

　　6月初，一段广场舞老人和篮球少年在洛阳王城公园篮球场因争夺健身场地而发生肢体冲突的视频在互联网上快速发酵，成为舆论焦点，背后实际折射出我国人民群众日益提高的健身需求和现有健身场地不足带来的种种矛盾。

　　当下中国城市居民在健身的过程中遇到了哪些突出问题？对此有关部门又该如何着手解决？近期，新华社记者在全国多地进行深度调研，采访相关政府部门官员、学者、企业界人士以及不同年龄段、不同职业的城市居民，试图探寻解决上述问题的答案。

　　在位于深圳南山区一处住宅区的“悦动圈”健身房，创始人之一黄淼（右）带领学员进行私教课训练（2016年7月19日摄）。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 摄

　　场地设施之惑

　　6月初，一段洛阳王城公园篮球场内篮球小伙与广场舞老人因争夺场地而造成肢体冲突的视频引爆网络。对于“侵占”篮球场地的指责，作为广场舞的参与者之一，田大妈感到有点冤。

　　“我们在这个场地跳舞已经好几年了，这里最早是土地，后来水泥硬化，再后来才变成篮球场，我们都一直在这里跳舞。”田大妈说，是那天来打球的“生面孔”破坏了这个场地的默契——打球打到晚上七点，广场舞的队伍一来，打篮球的人就走。

　　“生面孔”之一的小于也很郁闷，这是离他租房最近的篮球场。“健身基础设施太少，即使是收费的篮球场也很少，大部分中小学校又不开放，这让我们去哪打球？”

　　冲突发生后，王城公园管理处积极介入，曾协调双方拿出解决方案。起初双方同意以晚上7：30作为界限，之前打篮球，之后跳广场舞，但有人将协调方案发到网上后，又引起一番争论，打篮球的小伙子们又不同意这个时间段的安排了，最终没有达成协议。

　　根据国家体育总局披露的信息，截至2015年，全国体育场地数超过170万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1.57平方米。根据《体育发展“十三五”规划》，“十三五”期间，我国将逐步建成三级群众健身场地设施网络，推进建设城市社区15分钟健身圈，努力实现到202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1.8平方米的目标。

　　从宏观层面上看，百姓身边的健身场地正不断增加，而从个体层面的感受来说，一些人依旧为身边没有适合自己锻炼的场地而感到困惑。

　　年轻人在长沙市一处社区篮球场内打篮球（2012年7月31日摄）。新华社记者 赵众志 摄

　　6月18日，因月坛体育场翻修暂时关闭，“嘉友跑”创始人于嘉发了一篇朋友圈文章《月坛体育场，待你重开，咱们再来！》。他说：“要是再想进那个铁丝网一样的门，痛痛快快地跑上几十圈，或者自己掐表练个间歇，出透了汗，练够了腿，2017年是甭想了。”

　　“场地真是供不应求。作为一个普通的健身者，我不太注意那些人均场地面积的数据，我的感受是身边哪怕是需要花钱的场地都不好找。附近像八中、四中、奋斗小学有篮球馆，但就只有一块场地，根本租不上。像月坛体育场这样对外开放的公共场地，真的是太少了。”于嘉说。

　　首都体育学院校长钟秉枢表示：“以前的中国人可以说都是‘单位人’，住着单位的宿舍，单位里面有运动场所，参加工会组织的体育活动。但是随着上世纪九十年代住房制度的改革，‘单位人’几乎都变成了如今的‘社区人’，人们一下班就各自回家。”他认为，“社区人”需要社区提供相对完善的文化体育服务设施。

　　也有人在健身场地设施的不便和稀缺中发现了商机。今年25岁的太原小伙刘鹏刚刚和朋友改造了一个一块半场地的篮球馆，最近忙得不可开交。经过前期简单的磨合，现在已经开始收费了，200元每小时的半场费用，并未阻拦住众多篮球爱好者的脚步，得提前预订。

　　《国务院全民健身工作部际联席会议2017年工作要点》已明确提出，合理利用现有公园建设体育场地设施，新建改建体育公园；推动公共体育设施和学校体育场馆对社会开放；统筹规划建设公益性老年体育健身设施，加强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与体育健身设施的功能衔接，提高设施使用率等。

　　健身教练正在指导市民进行瑜伽训练（2014年11月26日摄）。新华社记者 李博 摄

　　意识方法之惑

　　在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司长刘国永看来，观念、意识和生活方式的偏差是阻碍城市居民健身运动更好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来自北京的郑女士自认为是一个“懒”人。“可能身体里缺乏运动的基因吧，”她说。上学时，有的同学会因为下雨天没法运动而唉声叹气，她却会因为可以“合法”地躲过出操而暗自庆幸。

　　大学毕业、进入工作单位之后，郑女士的运动量越来越少，特别是有了车之后，连走路挤地铁的那点“运动量”都没了。有几个月的时间，她和同事通过手机上的健身APP彼此“监督”每天在家健身，但最终还是停了下来。

　　生活中，很多人真正等到体重压力、健康问题出现时才慨叹“世上没有后悔药”。

　　来自长沙的高玲（化名）属于健身意识觉醒较早的人，而她最初开始健身的动力来自于减肥。刚上大学时，高玲像很多年轻姑娘一样，在无节制的“逛吃逛喝”中收获了30斤的体重。高玲痛下决心要减肥。

　　“看着跑步机上显示的卡路里数不断上升，对减肥的我来说，是最有效的鼓励。这种挑战自我带来的满足感，远远超过你吃过多少大餐、穿过多少华服、买过多少包包。大汗淋漓之后照镜子的那一刻，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美的人。”高玲说。

　　国务院去年发布《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年）》，在主要任务中第一项就强调要“普及健身知识，宣传健身效果，弘扬健康新理念，把身心健康作为个人全面发展和适应社会的重要能力，树立以参与体育健身、拥有强健体魄为荣的个人发展理念。”

　　“运动没有那么复杂。如果真的想动，在办公室里也能动起来。”刘国永说。

　　近年来，随着人们的健身意识逐渐觉醒，锻炼热情不断高涨，运动健身已成为越来越多人的生活必需。此时，科学指导健身就显得尤为重要。

　　湖南大学学生汪斌就因为之前所在的跑步社团不专业、缺乏指导，而选择退出。

　　刘国永说：“我们过去花了比较大力气发展社会体育指导员。不过，社会体育指导员主要是以志愿者的方式服务于社区健身站点，服务于参与广场舞、柔力球和太极项目的中老年健身者，难以满足上班族、青少年等人群的健身需求。”

　　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综合处处长孟亚峥介绍说，在全国范围内针对普遍大众的科学健身指导工作尚处在起步阶段，为广大健身人群开具“运动处方”还存在一定难度。相关部门也在想方设法进行解决，如通过科研攻关项目研发中国人的“运动处方库”，目前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在大样本的实验和科学研究的基础上，预计最晚在2018年推出。

　　广场舞爱好者在武汉黄陂云雾山一同起舞（2016年11月7日摄）。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 摄

　　综合施策满足城市居民健身需求

　　记者在采访调研中发现，相比意识和方法缺失，健身场地设施不足是城市居民在日常健身活动中遇到的最大难题。

　　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健身设施处处长赵爱国说：“跟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在人均体育场地面积方面还有比较大的差距。美国的人均场地面积超过10平方米，相邻的日本、韩国也比我们高不少。”

　　赵爱国坦言，虽然方方面面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目前我国城镇的体育健身设施仍不能很好地满足群众的健身需求。“在许多地方，卫生、文化、体育等公共设施的建设缺乏统筹规划，未有效整合、综合利用。此外，占全国现有体育设施存量53%左右的学校体育设施对外开放工作进展缓慢，影响了现有体育设施的利用率。”

　　住建部相关人士也表示，开放学校体育设施，是有效解决群众就近开展体育活动的重要途径。目前，我国学校体育设施对外开放程度还不够，而日本98.8%的学校体育设施都对外开放。

　　赵爱国说，国家体育总局计划研究提出关于推动中小型体育场馆、全民健身中心免费或合理收费开放的政策措施，会同住建部制定关于体育健身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将中小型体育场馆、社区健身中心等体育健身设施建设纳入城乡规划，实现“多规合一”。

　　住建部有关人士也表示，住建部正在会同国家体育总局开展公共体育设施专题调研，现已完成调研报告初稿。在调研基础上，将研究出台相关文件，组织修订相关标准，指导地方在城市规划中加强社区体育健身设施建设。

　　多名受访对象表示，虽然相关法律法规对公共体育设施的规划、建设、用地、经费保障做出了规定，但仍需完善相配套的细则和政策，在实施层面需要进一步完善有关部门分工协调的工作推进机制，更好地满足群众健身场地和设施需求。（执笔记者谭畅、刘金辉、吴俊宽、王镜宇、肖亚卓、参与记者孙亮全、王子江、苏斌、林浩、周勉、朱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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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萌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