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南昌６月１８日电（记者高一伟　朱昊晨　李天启）“每天早上８点到下午５点，日复一日，寒来暑往，这是我们的工作，也是我们的生活。”说这话时，江西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阅览室的张伟小心翼翼地移动手中的直尺，埋头反复确认刻度，力求得到手头上那部古书最精确的长宽数据。

　　２０１７年２月，国家文物局印发的《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加强文物保护利用，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张伟介绍，经过多年的努力，已初步查明目前江西师大图书馆古籍室藏书约六万八千册，４５６０多种，最早的古本可追溯至元朝。

　　多年来，他和另外两位同事几乎每天都在这个２００多平方米的古籍室中忙碌，已逐渐习惯了常人难以忍受的枯燥和孤寂，只为让馆藏的六万八千册古籍得到整理和保护。

　　张伟今年５４岁，从事古籍整理工作已有１２年。他告诉记者，这份工作可谓事无巨细：不仅要考订每本古籍的年代、版本、作者，还要详细地测量它们的长宽高和开本数据，并录入“全国古籍普查平台”，甚至连每页的行数、每行的字数都“不能放过”，遇见残破的书籍还要进行简单、基础的修复。

　　“完全没有捷径，有时候一本书颠过来倒过去地翻，不下几百遍，实在很辛苦。”张伟说。

　　张伟的同事、５５岁的胥勤本是财会专业出身，２００８年辗转到江西师大古籍室担任图书管理员。尽管从小热爱历史和古代文化，又有多年财会工作培养出的踏实和细心，但繁杂的古籍整理工作依然会令她有时感到“崩溃”。

　　“刚来的时候，整个古籍室就我一个人。清点书柜的藏书，一次就得花好几个小时，要反复几次验证数量，人真的会晕。”她说，“有时候第一遍清点是一个数字，第二次又差了一两本，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再点。”

　　３１岁的张继梅是南开大学的历史学博士，也是目前三位整理者中最年轻的一位。她告诉记者，２０１６年初刚来此工作时，馆藏古籍多年积攒的灰尘和滋生的霉菌常令她过敏、咳嗽、双手脱皮，“家里孩子小，我回去都不敢抱他，怕传染他。”

　　为此，她不得不常年“全副武装”，帽子、大褂就不用说了，手套、口罩一戴就是好几层。冬天还好，夏天闷热难耐。

　　虽然如此，但张继梅无怨无悔：“再脏、再累，我也必须尽心尽责。我要对得起自己，更要对得起这些古籍，对得起我们的历史和文化。”

　　“其实辛苦、枯燥都不算什么，”一直在旁工作的张伟也抬起头来，目光里有了笑意，“一想到那些几十年都没人见过的书，能经过我们的手进入古籍平台，全国甚至全世界都可以分享，那是很有成就感的。”

　　“有时候一本书的信息在工具书里、网上都查不到，让人特别头疼，最后终于弄清楚来龙去脉，发现这是我们馆藏的孤本。”胥勤说，“这么宝贵的文化遗产被我们保护下来，真的很自豪。”

　　２０１７年２月，国家文物局印发的《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加强文物保护利用，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张伟介绍，经过多年的努力，已初步查明目前江西师大图书馆古籍室藏书约六万八千册，４５６０多种，最早的古本可追溯至元朝。

　　他表示，尽管环境、设备、技术上的困难仍然存在，但他们将持之以恒，力争在“十三五”期间完成馆藏所有古书的整理和保护工作。

　　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洪均认为，整理和修复古籍，既是传承无形的中国传统文化，又是保护有形的中国文化遗产，而古籍整理和修复的技术不只是简单的重复劳动，更渗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多要素，成为中国一项专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采访期间，江西师大的几位学生来古籍室参观，近距离接触千百年来的典籍实物，他们都感到震撼。

　　“古籍是祖先为我们留下的财富，他们的智慧为我们提供了借鉴。整理这些典籍，对中国文化的发展特别有意义。”学生李攀说。

　　“我觉得古籍整理好‘酷’，寻找古籍就像哥伦布航海一样。但这份工作的确很辛苦，需要耐心和毅力，特别钦佩整理者们。”学生王慧盈说，“如果有机会，我希望能为古籍整理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我们的工作只是一个起点，希望这些典籍的内容被更多人看到，真正发挥它们的作用，让文化遗产好好地传承下去。”胥勤说。在她身后的桌上，几大摞积着厚厚灰尘的古籍正静待被整理和翻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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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张樵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