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围绕头移植有许多医学伦理和法律问题，是大家非常关心的，尤其是医学伦理问题。听您讲有关的医学伦理问题已经在美国权威的医学杂志上进行了一场辩论，您的观点是什么？反方的主要观点又是什么？
任晓平：自从头移植成为焦点话题之后，关于伦理方面的问题一直是大家主要谈论和探讨的对象。在西方有很多伦理学杂志，其中最权威的是《美国伦理生物学杂志》。这个杂志的主编提出的想法是头移植这么大的一个国际问题，已经不是单纯一个国家的问题，所以在杂志上做了一期公开的辩论，面向全世界邀请这个领域的专家。我作为主辩方，也代表我们的团队，把我们关于头移植伦理问题的见解在杂志上发表，在文章中我们谈到了伦理学的价值、科学的观念。我个人认为伦理学是一个核心的问题，是生命生存的问题，伦理学问题背后也必然涉及到科学问题和技术问题。医学是一门经验科学、实践科学，永远追求最大的完美，但又永远不会达到最完美的状态。像心脏移植和肾脏移植都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临床探索，可是相对应的五年成活率、十年存活率都不是很高的，这说明是不完美的，可是却具有重大意义，给予很多病人以生命的希望，大家还在不断努力，让其趋近于完美。头移植也是一样，我们还没有做，做了以后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
就以前人类医学史上的各类经典的挑战性的手术来说，比如器官移植这方面，第一个肾脏移植手术，是１９５３年在美国完成的，当时也是面对着学术界以及社会上各方面的反对和不理解，大家认为不应该做或是觉得为时过早，认为人的死亡是正常的自然过程，人本身是不能干预的，但是莫雷医生还是义无反顾地和他的团队把手术完成了。从现在反观当时的那段历史，莫雷医生的手术对于人类医学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没有他的坚持就没有移植学至今为止这么快速的发展。再比如１９６７年同样在西方完成的人类史上第一例心脏移植手术，同样也面临当时的诸多不理解与不支持。
头移植相比之下具有更大的挑战性和复杂性，是人类医学史外科领域中最独特也最具挑战的，对于伦理这方面是肯定逃不过的，要面对伦理学的争论再争论，业界一直存在着相反两方面的意见。
新华网：我们发现，一般情况下，有关头移植的最新进展都是意大利医生卡纳维罗最先发声，作为重要的参与者您为何如此低调？
任晓平：卡纳维罗是我非常好的合作伙伴，他是西方人，是意大利人。意大利的民族特点、文化、背景和我们中国都不一样，人和人之间的性格也都是不一样的，由于我们是合作关系，所以我们实验的每一步进展他都知道，他的进展我也都知道，我们经常会联合发表一些文章，取得了进展之后都非常地高兴，因为我们都是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才有了今天的成果。重大的科研成果在见刊之前，就过早地向媒体透露，我认为是性格的问题，我喜欢把我的科研成果在权威期刊上按照正常的流程发表，让同行们去评价，对今后的科学领域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有一个参考，这是我研究科学的目的和意义。
新华网：头移植给人想象的空间，很多人说如果不成功，是算手术失败呢，还是属于过失致人死亡？您考虑到其中的法律风险了吗？
任晓平：我是一个外科医生，在临床工作已经３０多年了。别说做这样一个手术，就是做平常的手术或是稍微复杂一些的手术，我们都考虑得非常多，我们做手术会在法规制度之下，对病人做充分的评估，然后再做手术。还是那句话，医生这个职业是个风险职业，医生不是神仙，每个手术都有它的风险性。如果让医生做每一个手术都能百分之百成功，那医生就都辞职不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