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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04/ 18 10:40:26
来源:重庆日报

“我是党员,党指向哪里,我就奔向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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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7日,呼吸疾病专家王鸣岐迎来百岁生日。记者 张锦辉 摄/视觉重庆

  “祝您生日快乐!”4月17日中午,重医附一院5号楼601会议室举行了一场特别的生日会,为该院呼吸疾病专家王鸣岐庆祝百岁生日。

  坐在轮椅上的王鸣岐满头白发。65年前,他从上海来到重庆,创建了中国西部地区首个呼吸内科专业;而后历尽艰辛进藏搞科研,提出大规模人员长期入住高原缺氧问题的解决办法,并成功应用于青藏铁路旅客运输中;他牵头编写出版《实用肺脏病学》,成为国内医学院校经典教材。

  “我是党员,党指向哪里,我就奔向哪里。”王鸣岐曾这样对组织和家人说。

  响应号召报答恩情主动报名西迁

  17日上午,重医附一院里一片忙碌景象,患者从全国各地慕名前来求医。这所由王鸣岐和其他上医人(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一手创立的医院,在2019年度全国1306家三级综合医院绩效考核中名列第25位。

  时间回到1956年,一个消息在上海医学院传开:重庆医疗卫生条件亟待改善,急需建立一所高规格、高水准的医学院,国务院决定将上海第一医学院一分为二,部分内迁至重庆。

  一时间,大家议论纷纷。从上海到重庆,意味着工作条件更艰苦。但王鸣岐报名了,“因为我和重庆有很深的缘分。”

  1939年,王鸣岐考入国立上海医学院,这所医学院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国立医学院。抗战爆发后,国立上海医学院于1942年从上海西迁至重庆歌乐山,王鸣岐也来到重庆。抗战胜利后,上海医学院回迁上海,王鸣岐回到上海,在上海医学院附属中山医院及华山医院工作。

  “报名到重庆工作,从大处说,是响应党的号召;从小处讲,是报答重庆人民的恩情。”王鸣岐说。

  1958年,王鸣岐与400多名教职员工一起举家西迁重庆。

  创建西部地区首个呼吸内科专业

  新中国建立初期,国内很多医院都没有独立的呼吸内科,所有肺部疾病统统归在大内科进行诊治。事实上,大内科已不能应付越来越严重的肺科疾病,尤其肺结核已成为国内重大疾患。

  1958年,王鸣岐拉起一支4个人的队伍,建起中国西部地区首个呼吸内科专业。

  “开始仅有20张床位,加上我父亲,总共5位医生。”王鸣岐的儿子王健告诉重庆日报记者,那时肺结核盛行,众人谈“核”色变,当时的重医没有足够的医疗设备、病房和床位。“可群众一定得进行有效治疗。”王鸣岐就去邻近的建设机床厂医院借X光机,下班后搞肺病普查、研究……他相信,办法总比困难多。

  王鸣岐的学生吴亚梅教授回忆:“老师常常带着我到人群聚集地搜集痰液,甚至到人烟稀少的长江边、大桥下收集。人人避之不及的痰液,在他眼里就像宝贝一样,我们趴在地上,把痰液做成标本,带回医院化验,获取医学数据。”

  “那些年,我们和父亲总是聚少离多。父亲为筹建病房、开设门诊,忙得不可开交,只得把我们兄妹三人都放在儿科医院的小茅屋里。”面对白发苍苍的父亲,王健动情地说。

  从不争名争利,工作挑最苦最难的

  “父亲始终把个人理想与党和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从无怨言。”王健说。

  1959年冬,加入高山病研究小组进藏区实地考察的重任,落到王鸣岐肩上。

  简陋的泥石公路,数不清的高山大壑、激流险滩,令人望而却步的高寒垭口、雪原冰川,还不时有零星匪徒在山崖上放冷枪——在这样的恶劣条件下,进藏的王鸣岐却泰然处之,“都说进藏苦、进藏累,藏区条件差,可共产党员不来,哪个来啊?”晚上睡觉,他把军大衣铺在卡车上,与大伙在车上挤成一堆,和衣而眠;吃饭,就嚼着生米、啃着冰块;工作时,他采样、化验、计算,一丝不苟。

  “他在工作上挑最苦最难的干,从不争名争利。”同行专家黄尤奎说,记得有一次发出差补贴,当时有两种计算方法:第一种按个人月工资30%计算发放,第二种按每人每天1元补贴。若按第一种,以王鸣岐副教授的身份,每月可得补贴50.4元,可多数队员只能领9元左右。

  “辛苦和付出是一样的,补贴就不应该有差距。”王鸣岐马上提出采用第二种方法,每人每天1元。

  进藏之行,收获颇丰。王鸣岐一行完成相关论文37篇,研究资料及成果有十多箱。后来,作为相关领域专家,王鸣岐又赴青藏高原,进行“大规模建设人员长期入住高原恶劣生存环境下的可行性”研究。如今的青藏铁路供氧,正是采用了王鸣岐他们的建议与措施。

  编写专著成为医学院校必备教材

  1963年秋,王鸣岐再度被委以重任:出任重医附二院副院长。他谦虚谨慎、身先士卒、吃苦耐劳,很快就和新老员工们打成一片。数年后,重医附二院各项工作走向正轨。

  11年后,年逾五旬的王鸣岐回到重医附一院,继续从事呼吸病研究。1991年,王鸣岐与上医两位教授共同编写出版了《实用肺脏病学》,成为国内医学院校必备经典教材。

  重医附一院党委书记许平说:“60多年来,王鸣岐和他的战友们把最美好的年华留在了重庆,他们让这一场负重前行的西迁,收获了累累硕果——彻底解决了重庆缺乏先进医疗技术的难题,激励鞭策着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作国家和民族的脊梁。”(记者 李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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