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宁看《红楼梦》，却不愿看新出的《林黛玉日记》，它一页能够使我不舒服小半天。”1927年10月10日，在《莽原》半月刊第十八、十九合刊上，鲁迅在《怎么写》一文中如是说。该文后被收入《三闲集》。

　　对于这句话，《鲁迅全集》注释为：“《林黛玉日记》：一部假托《红楼梦》中人物林黛玉口吻的日记体小说，喻血轮作，内容庸俗拙劣，一九一八年上海广文书局出版。”

　　学者黄展鹏在《谷雨杂笔》中进一步阐释道：“为什么呢？因为《红楼梦》是文学创作，不是新闻报道，读者不要求它实事实记，并且知道它的故事是虚构的，大可不必去穷究大观园的遗迹在哪里。而喻血轮1918年写的《林黛玉日记》，却装腔作势，假托林黛玉的口吻逐日记事。其实，这样做，结果必然是‘真中见假’。谁要是读它一页，谁就会‘不舒服小半天’。”

　　层积之下，《林黛玉日记》（初版名为《林黛玉笔记》）被宣判为劣作，但真正读过它的人会有些惶惑：在《红楼梦》诸多改写本、续本中，此书质量尚可，曾“轰动文坛，为时人和后人所追捧”，鲁迅的评价是否过苛？

　　令人遗憾的是，《林黛玉日记》的作者喻血轮久被淡忘，经学者眉睫钩沉，方见大略（目前相关考证文章多出自眉睫先生之手，本文多处引用其研究成果）。

　　靠投稿成了报人

　　1892年，喻血轮生于湖北省黄梅县。本名命三，号允锡，自号绮情楼主，别署皓首匹夫。

　　今人以“血轮”为异，当时白血球通译为“白血轮”。鲁迅在《热风》中便写道：“这正如白血轮之酿成疮疖一般。”胡适在《易卜生主义》中也写道：“但使社会常有这种白血轮精神，社会决没有不改良进步的道理。”辛亥时年轻人喜以血入名。

　　喻家本湖北麻城人，清初迁至黄梅，人口不多，但出了3位进士、6位举人。“三百余年，诗书科第颇显烜，时称东里喻氏”。

　　乾嘉年间，喻文鏊（喻血轮是他的再玄孙）为性灵派代表诗人，是叶名琛（曾任两广总督，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英军俘去，客死于加尔各答）的外祖父。

　　喻血轮的父亲喻次溪是黄云鹄（著名国学家黄侃的父亲）的学生，母亲是同治元年进士梅雨田的长孙女，哥哥喻的痴（本名迪兹）是著名报人，1927年，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时，曾将谢觉哉藏在家中。

　　喻血轮幼年受教于家学，13岁入县高等小学，与插班生吴醒亚（早年加入同盟会，后在国民党中任高官）相契，吴后来回忆说：“慕其（指喻血轮）风度温雅，灿若春花，与之语，豪爽有侠气，然赋性多情，工愁善病。”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20岁的喻血轮参加了学生军。胜利后，就读于北京法政学校，毕业后到汉口法院工作，喻的痴说：“时血轮方服务夏口（即汉口）法院，间为文投载《国民新报》，获识其主笔许君止竞，遂以许君之介绍，始为报人矣。”

　　加入日记体小说大潮

　　喻血轮后在《汉口中西报》任编辑多年，该报一度成为全国第六大报（前5名为《申报》《新闻报》《大公报》《时报》《时事新报》），名声渐起。

　　1915年，24岁的喻血轮出版了哀情小说《悲红悼翠录》，接着又推出《情战》《名花劫》《菊儿惨史》《生死情魔》《双薄幸》《西厢记演义》等。

　　1918年，是喻血轮的收获之年，代表作《芸兰泪史》《林黛玉笔记》面世。《芸兰泪史》被称为“近代文学的三大名作”之一（另两本为徐枕亚的《玉梨魂》和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它与《芸兰日记》合印为一本，《芸兰日记》出自喻血轮的夫人蓝玉莲（笔名喻玉铎）之手。

　　有学者称《芸兰日记》是我国最早的日记体小说，似不确。因《玉梨魂》已将日记体引入小说，它创作于1912年。在此基础上改写的《雪鸿泪史》则为标准日记体，又名《何梦霞日记》，连载始于1914年。此外，李涵秋的《雪莲日记》（又名《江东烽火实录》）连载始于1915年，鲁迅的母亲喜欢李涵秋的小说，鲁迅也购买并阅读过李的《广陵潮》。

　　据喻血轮说：“内子玉铎，颇能读书……尤喜小说家言，间有所作，亦有可观者。今岁就学南昌，课暇之余，复撰就是书。”由此看来，《芸兰日记》应写于1918年。

　　受1899年林纾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鱼雁抉微》（即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影响，当时出现许多日记体、书信体小说，通过第一人称叙事，作家获得了更大的创作空间，鲁迅的《狂人日记》曾受此影响。

　　分不清薛宝钗和晴雯

　　《林黛玉日记》亦属日记体小说，它用第一人称改写了《红楼梦》，仅用十几万字便基本传达了原著韵味。

　　小说中不乏粗糙之处，如“薛姨妈进贾府”部分，林黛玉称：“究竟薛姨母暨其子女如何，余均不知。然以余思之，必一俗不可耐之人。盖人一为金钱所染，其清高之气，必自丧失，此世间夫人，所以多无骨骼也。”此为以论代感，且语近社论体。

　　喻血轮对《红楼梦》中的一些情节似有误记，多处张冠李戴，如将薛宝钗的事安在晴雯头上。喻“喜读《石头记》（《红楼梦》的别称），每于无人处辄自泪下”，似不应出此低级错误，可见写作仓促，有“攒书”性质，只为不愿啃原著的读者提供方便。

　　可能是为凑页码，书后附录了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并改题为《敬告爱读红楼梦的人》。

　　《林黛玉日记》的出版方是沈知方主持的世界书局，沈“生平读书无多，而独能透悉社会潮流及读者心理，经其计划编出之书，无不行销”，一度对商务印书馆等形成有力竞争。喻血轮称，他的小说“一年中皆销至二十余版”。

　　《芸兰泪史》亦畅销，压过《玉梨魂》和《断鸿零雁记》。直到1933年，《长沙镇乡周报》第26期上发表《熊氏族校怪状百出》一文，还批评道：“见有一教员正徜徉讲台之上，口诵《芸兰泪史》。其声呜呜然。台下学生，则互相扭打，作全武行之国术比赛。”

　　办《京报》却半途而废

　　成名后，喻血轮仍在报业沉浮，1925年，他创办扬子通信社，受军阀干预，被迫解散。

　　1926年，喻血轮投奔吴醒亚。

　　吴醒亚于1921年离开武汉到广州，任孙中山的书记官，1922年，陈炯明叛乱期间，吴全程保护，得到孙的信任。

　　喻血轮给吴醒亚当了近2年秘书。1928年，北伐军占领黄河南岸，陈立夫在南京私人投资办了《京报》，吴醒亚任总编，喻血轮为主任编辑。后聂醉仁加入，聂是当时著名报人兼鸳鸯蝴蝶派作家，代表作为《琵琶记演义》，曾在《汉口中西报》与喻血轮同事。喻让出主任之职，并表示：“我和醉仁交非泛泛，他作主任编辑，我作编辑，也无所谓。”

　　喻血轮认为，聂醉仁给《京报》带来灭顶之灾。

　　因陈立夫的关系，《京报》能得到独家内幕消息，“销路因之激增”，只是没有滚筒印刷机，只好用平板机，“每天只能印出一万至两万份”。

　　《申报》眼红，来协商双方互换新闻。喻血轮不同意，认为《申报》提供的只是大路新闻，聂醉仁却认为《申报》面广，可丰富《京报》的版面。喻血轮认为：“他（指聂醉仁）是《申报》驻汉的老通信员，他的此项主张，当然有其用意。”

　　陈立夫、吴醒亚不懂报，平时也不参与操作，便同意了聂醉仁的意见。果然，“《京报》发行到四五个月后，销路渐渐减低了”。陈立夫初期投资后，本指望海外华侨接盘，却未如愿，坚持了10个月左右，《京报》宣告倒闭。

　　阅尽沧桑写笔记

　　《京报》倒闭后，喻血轮又去给吴醒亚当秘书，后盘桓于官场，担任过湖北应山县县长、湖北藕池口征收局局长、湖北《中山日报》总编辑等职。

　　1936年，吴醒亚病逝，蒋介石亲至灵前祭奠，喻血轮顿失奥援，从此仕途不振。

　　1948年底，喻血轮赴台，晚年完成了《绮情楼杂记》。该书的名称本是他1922年时在《游戏世界》杂志上发表的专栏。

　　写《绮情楼杂记》时，喻血轮已60岁了，在序中，他哀叹道：“作者青年问世，老而无成，走遍了天涯海角，阅尽了人世沧桑，滥竽报界可二十年，浮沉政海亦二十年，目之所接，耳之所闻，知道了许多遗闻轶事，野史奇谈……近年旅居台湾，孑然一身，每于风雨之夕，想起这些故事，恒觉趣味弥永，值得一记。于是思起一事，即写一段，不论年代，不分次序，不褒贬政事，不臧否人物，惟就事写实。”

　　喻血轮横跨政坛、媒体、小说三界，见多识广，故《绮情楼杂记》特别有趣。如记录胡适曾嘲笑杨杏佛鼻子大，并作诗一首：“人人有鼻子，独君大得凶，直悬一座塔，倒挂两烟囱，亲嘴全无分，闻香大有功，江南一喷嚏，江北雨濛濛。”一般人很难知道胡适还有“善嘲”的一面。

　　不过，学者羽戈指出：“喻血轮是小说家出身，他的笔法难免有一些演义、滥情的成色，故细节之处，确有疏漏。”比如他将小凤仙与小阿凤两位妓女搞混了，小凤仙随蔡锷，小阿凤随王克敏，原是二人。

　　鲁迅没想评喻血轮的书

　　虽有商业痕迹，但正如学者眉睫所说：“（《林黛玉日记》）语言浅近易懂、轻信流畅，尤其女性心理描写颇为细腻，为清末民初盛行的浅近文言爱情小说代表作。”著名学者石继昌先生也说：“本书文笔流畅，十万余言一气呵成，叙事井然不紊，抒情写恨尤所擅长。”“至于描绘黛玉多愁善感，忧思百结，凄楚欲绝之状，催人泪下之笔，触目皆是。”

　　鲁迅为何对此书如此不满？

　　首先，鲁迅的原文下面还写道：“《板桥家书》我也不喜欢看，不如读他的《道情》。我所不喜欢的是他题了家书两个字。那么，为什么刻了出来给许多人看的呢？不免有些装腔。幻灭之来，多不在假中见真，而在真中见假。日记体，书简体，写起来也许便当得多罢，但也极容易起幻灭之感；而一起则大抵很厉害，因为它起先模样装得真。”

　　可见，鲁迅只是随口一提，重点在谈题外之旨，而非认真批评《林黛玉日记》。

　　其次，民国时，严肃作家普遍鄙夷通俗文学，如1945年第1卷第4期《文学新报》上，沈零在《从〈芸兰泪史〉的还魂想起》中，将言情小说一概斥为“有意无意地助长着一部分读者的低级色情的欲念”。

　　1967年，76岁的喻血轮思念家乡，以香港为中转，准备回大陆探亲，没想到于8月29日病逝在香港。（蔡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