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噩侯方罍

　　 陶鸱吻

　　 耀州窑青釉瓜棱注壶

　　▲陶庖厨俑

　　冯好 赵婷

　　去年，海昏侯墓和妇好墓的考古成果双双进京，引发了观展热潮。考古发掘将久远的过去鲜活地呈现于眼前，因而考古学在诞生后的200年里颠覆性地刷新着人们对历史和世界的认识。如果说海昏侯和妇好两展是集一时一墓之精绝，那么眼下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的“美·好·中华——近二十年考古成果展”，则集纳了来自全国21个省市自治区、50家文博机构的360组件出土文物，尝试以“美的发展”为视角，以中国历史发展为序列，以出土文物为物证，揭示中国传统审美观念的兼容并蓄，多元共存，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诠释美学现象背后蕴含的文化认同、国家认同、民族认同。

　　史前时期：美萌芽，龙初见

　　美——有意味的形式，萌芽于旧石器时代末期。史前人类在长期的劳动过程中逐渐对规律性的形式要求如色彩、光滑、均匀等产生了朦胧的理解和偏好。

　　看展览，大家对史前部分往往一带而过。这也难怪，不就是些小石头、碎陶片嘛，有什么艺术可言吗？

　　要知道，这些不甚起眼的石头，恰恰体现了那些美最初的萌芽——既然是萌芽，当然幼稚而粗粝，不仔细或者不懂行可是看不出门道的。展出的几件出土于河南省许昌市灵井旧石器时代遗址的石头，学名叫打制细石器，距今约1.2万至1.5万年了，是用于切割、加工兽皮的尖状器和刮削器。这些颜色明艳的玉髓、玛瑙可不是俯拾皆是的本地石材；再看那形如利牙的，线条流畅、加工细致，就连边缘打磨的痕迹都很有韵律感。它们真切地反映了古人类对石器材料的选择和加工已超出了实用、方便的单一目的，对石器的“形式意味”有了特殊要求，这就是设计和装饰艺术的萌芽。

　　到了新石器时代，对丰收和人口繁衍的企盼、对自然规律的敬畏心理催生了巫术和原始宗教。史前人类以“美”器礼神，以共同信奉的符号团结各部族，推动了艺术审美快速发展。彩陶艺术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最具文化代表性，起源于河南省的仰韶文化使彩陶艺术以黄河中游为中心影响半个中国，推动了华夏民族和文化的认同。

　　展览中的河南省三门峡市庙底沟遗址出土的彩陶盆，装饰着仰韶文化的代表性花纹，复合了垂弧纹、弧边三角纹、窄带纹、圆点纹等多种几何图案，明快和谐的黑白两色，随意中蕴含着规律。看似抽象的纹饰却可以让人想象到鸟飞于天、鱼翔于水、花开于野……折射出质朴自然的世界观。这是原始艺术发展的第一次高峰，且纹饰中蕴含着浓郁的巫术与原始宗教的意味，并不仅仅是装饰。

　　玉，石之美者也。史前人类对石器长达二百多万年的依赖之情，在新石器时代转化为对美石——玉的推崇，玉成为权力和身份的象征。作为辽河流域红山文化的典型，玉猪龙想必大家并不陌生。凝望这件辽宁牛河梁遗址出土的玉猪龙，看它浑圆的身体造型，寥寥数笔看似草率的刻画，你是否觉得它其实很像是虫？其实，确有观点认为蜷体龙取材于蚕、蝉等从幼虫到成虫的变化过程，龙“能为大，能为小；能为幽，能为明；能为短，能为长”的神通就是从虫类演绎而来。新石器时代龙的形象在我国南北多处出现，虽然形态各异，但表现出强烈的共同文化特征，成为我国史前时期文化融合和文化认同的重要标志。

　　夏商周：文明基因深埋于礼乐文化

　　夏商周时期是中华文明的成型阶段。原始社会全民性的巫术礼仪，此时被权贵阶层垄断为统治法规——礼乐制度，青铜、玉，乃至原始瓷等贵重材质被制作成礼器用以标志权贵的等级身份。礼乐思想构成了中华文明的基因，植根于礼乐文化的孔孟儒学更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性格与心理。

　　也许你早有疑问，博物馆里各式各样叫不上名字的青铜器，为什么许多都是酒器？那是因为，古人认为酒是人神沟通的重要工具，故而酒器是重要的铜礼器。湖北省随州市羊子山西周噩国墓地出土的噩侯铜方罍便极具礼乐文化代表性。

　　铜罍是大型盛酒器。此罍高达62厘米，从盖至足通体遍饰动物纹：器盖捉手为双鸟首，口沿饰夔纹，肩部饰夔龙纹并接铸一吐舌兽首，侧面接铸兽首衔环耳，扉棱做凤鸟形；盖面、腹部的主体纹饰为兽面纹（或称神面纹），细致的眉毛、高浮雕耳廓均甚罕见；圈足饰一首双身龙纹，表现的是龙的正面和两个侧面。圈足下拴有一铜铃，体现了礼与音相和的思想。

　　夏商周青铜礼器装饰的动物纹源自对神灵的敬畏，其中兽面纹为核心母题，是在多种动物特征的基础上进行夸张和想象，呈现出神秘、狞厉之美。青铜礼器以雄健庄重的线条、狰狞抽象的动物纹寄予了先民对原始力量的崇拜与权力神授的象征，体现了夏商周艺术既脱胎于原始社会的蒙昧感性，又寄托着礼乐思想的理性精神，表面的凶悍背后是文明童年期的稚拙烙印。

　　细看那些古老遥远的青铜器，可以看到审美的渐变。

　　商周时的青铜纹装饰更为拘谨，更为讲究对称，更为繁密拥挤，动物的形态也更为概括，多种动物的身体被分解，打乱拼接。而到了周朝，随着礼制的确立与完善，原始的图腾崇拜不再是主流，更加追求简约与和谐；新工艺、新理念与鲜明的地域性使青铜礼器的纹饰更有装饰美。比如这件西周早期的噩侯铜方罍，一方面用细致的兽面纹辅以夸张的扉棱和辅助纹饰尽显张扬，另一方面兽面纹省略了两侧身躯，整器没有地纹，将宗周礼器的简约之风和南土浪漫气质融为一体。而它旁边的那件形似大型蜗牛的铜觥（也是盛酒器），前段为立体圆雕兽首，器身和觥盖饰兽面和凤鸟纹，主体纹饰之间没有补白的云雷纹，体现了周代审美观渐趋简洁，与商人喜好三层花繁缛纹饰的意趣已大不同。

　　礼乐文化当然离不开“金石之乐”。编钟在商周时期是高级贵族的专享礼器。中国古代的扁体双音钟，敲击钟口正面和侧面能发出两个不同的音阶，寥寥几件编钟就能演奏完整旋律，代表了商周时期艺术与科技相结合的最高水平。

　　展览中有一套出土于湖北省随州市叶家山曾侯墓的编钟，由四件甬钟和一件镈钟组成，是目前所见西周早期单座墓葬出土铜钟数量最多者，刷新了学界对西周早期音律发展水平等方面的认识。甬钟和镈钟的区别在于：前者口部弯弧，后者口部平直；甬钟乐声清脆短促，适宜演奏连贯旋律；镈钟乐声低沉悠长，用于乐曲开头或结尾处“一槌定音”。值得一提的是，展览前的调研发现各地有很多精美的文物都没有走出过本省博物馆，甚至是库房，随州叶家山出土的精美青铜器便是第一次走出湖北。

　　尚玉传统在商周时期发展到新的高峰，玉器成为别贵贱、辨尊卑的礼器。东周时期随着冶铁技术的发展，琢玉工具得到了改进，玉器的造型和纹饰不断创新，透雕工艺有了显著进步，不仅大量玉器具有透雕图案，也使器物整体造型有了更多的流畅曲线。湖北荆州出土的一件龙鸟鱼形玉佩将龙、鸟、鱼等动物形象重构组合为新的艺术形式，展现了战国时期南方楚文化浪漫诡奇的特质。比起前面看到的玉猪龙的质朴、简约，这时期的玉雕构图精美、刻画细腻，已经是我们这些门外汉也能玩味的艺术品了。它同时也体现了东周时期自然主义逐渐代替神秘的宗教氛围，人们开始更自由地通过造型艺术表达对世界的观察，生活化、写实主义成为艺术风尚的主旋律。

　　及至春秋战国，更轻、更耐腐蚀、更易装饰美化的漆器取代了青铜器占据的统治地位，迎来了中国漆器史上的高峰。展厅里的这几件漆器绝对令人惊艳——

　　造型独特的漆木羽人，长着尖嘴、长尾和钩爪，健壮的腿上还可依稀分辨出鳞羽，高站在凤鸟头顶，立于象征母性崇拜的蟾蜍底座之上。长久以来隐身于《楚辞》《山海经》的羽人就这样飞到了我们面前。

　　鸟形漆木匜杯，器盖浮雕一鸟衔蛇、另两条蛇左右相蟠的生动场面，蛇身相互缠绕交错，蛇头从鸟的羽翅间穿出，以视觉的中心对称平衡的构图方式，结合动态优美的曲线，形成静中有动的形态，表现了制作者严谨的空间造型意识。

　　还有凤鸟莲花纹漆木豆、漆案双头四角镇墓兽、以虎为座以凤鸟为架的悬鼓……

　　秦汉至隋唐：多元与融合

　　秦汉大一统的国家格局推动着哲学思想的发展，楚汉浪漫主义与商周理性精神结合，帝国气势与古拙的平民文化又赋予秦汉艺术蓬勃旺盛的生机。及至有唐一代，长期战乱分裂终于结束，南北文化、中西文明再次缀连，文学艺术在大唐盛世表现出空前的生机活力与乐观主义。这其间分分合合、往复变化，不变的是多民族、多元文化的融合与交流，这一点从那些写实风格的人俑身上可窥一斑——

　　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出土的跪射陶俑与真人等大，面容冷峻，五官、甲胄、发饰乃至鞋底的细节都刻画得精确无误，再现了帝国官营作坊的一丝不苟。“他”身后不远是一位来自四川的大厨——汉代陶庖厨俑，表情与形体则极富生活气息，身前的案上摆放着已经拆解的狗肉、猪肉，写实中洋溢着浪漫和随性，展现了民间艺术家的自由创意。

　　西汉的彩绘跽坐女陶俑，身穿紧身束腰深衣，仍有“楚王好细腰”的楚文化影响，体现了楚汉之间的文脉相承。两位十六国时期的乐俑，一吹一弹 ，其怀抱的阮或月琴来自西域，可见音乐艺术在这个阶段融合了中原文化与北方草原文化。

　　另外两件出自太原虞弘墓中的隋代人俑也引人注目。一件是高鼻深目的持壶男侍俑，头戴圆帽，怀抱的执壶为中亚银壶样式，蹀躞腰带挂着弯刀。另一件是反弹琵琶、脚踩莲花座的女伎乐俑，从残留的较厚的琵琶颈以及同墓出土的另一尊持曲颈琵琶男俑可以推测，此女俑手持的也是中亚传来的曲颈琵琶。西汉以后，丝绸之路的开通，进一步促进了东西方文化交流。他和她，便这样先穿越万里丝路来到中国，又穿越千年时光来到今天。

　　展览中的唐代三彩武士陶俑，手执弓、剑、盾牌，个个头戴兽首帽，其形象可能来源于由中亚希腊化国家延续的罗马帝国赫拉克勒斯（希腊传说的大力神）崇拜。就连来自唐泰陵（唐玄宗李隆基的陵墓）的鸱吻，造型风格也体现了唐代多元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值得一提的是在艺术史上承上启下又甚为独特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出身于门阀世家的文人以其极具时代潮流、阶层个性的“魏晋风度”引领着文艺之风。工艺日臻成熟、质色温润如玉的青瓷受到权贵与文人阶层的青睐，中国从此步入瓷器时代。

　　宋元明清：日常器物浸润艺术之美

　　汉唐门阀士族的衰落与科举制度的成熟发展，使宋元明清时期的文人渐趋平民化。身份与精神均逐渐独立的文人阶层成为主导社会意识与风尚的中坚力量，文人艺术所追求的表达主观意兴情绪的山水意境将中国传统艺术饱含寓意象征的内涵美推向新的高峰。来自蓝田吕氏家族墓的北宋耀州窑青釉酒器便体现了宋代文人精致而不奢侈张扬的风气。

　　这套酒器由装酒的注壶与温酒的温碗组成。注壶壶身为16瓣瓜棱形，釉面布满细碎的开片纹，整体造型端庄、优雅、含蓄。温碗做16瓣莲瓣式，隐含着宋代文人雅士对莲花高洁品质的赞颂。北宋关中蓝田吕氏属名门望族，吕氏四兄弟在文化、学术领域也颇有建树。没想到的是家族墓园会被同是吕姓的后人盗掘，有关部门成功侦破了这起文物盗窃走私案，引发考古人员的抢救性发掘，出土了精美罕见的宋代耀州窑官窑瓷器等文物，由此我们才得以窥见中国传统士人崇尚典雅素淡的艺术审美潮流。

　　宋元明清时期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审美特点依然是文明对话和交流。例如展出的一件来自内蒙古自治区集宁路古城遗址的元代青花缠枝菊纹高足杯，青花装饰反映了蒙古族尚白、尚蓝的习俗，器形和青料则代表了蒙古族入主中原带来的新奇事物。诞生于唐代的青花瓷在有元一代突然繁盛、影响至今，背后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缘由。

　　随着经济的发展，宋元明清时期的市民文化释放出旺盛的生命力，对艺术审美风潮产生着日益重要的影响。元代受伊斯兰文化影响开始出现的嵌珠宝金银首饰在明代大为流行，并与中国传统文化紧密结合，金银饰品的使用渐趋平民化。展览中的明代嵌珠宝金饰品种多样、蔚为大观。其中嵌红宝石金扣的扣纽相合呈双蝶赶花造型，蝴、福谐音，寓意吉祥，是中西文明交流的产物，华丽精致中蕴含着中华文明多元并蓄的特质。

　　1990年-1996年，国家文物局曾先后举办了四届考古成果展，将最新考古发掘成果向公众展示。积淀20年后，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与国家文物局联合主办，北京市文物局协办，中国文物交流中心与首都博物馆共同承办了此次“美·好·中华——近二十年考古成果展”。

　　美，之于中华传统文化就是好与善，积淀了中华民族孜孜求索的和谐智慧。追求理性而又隐含浪漫，推崇淡雅也不排斥浓烈，崇尚意境也包容写实……貌似多变却又蕴含着一以贯之。正如展览标题所揭示的，美之于中国传统文化意味着“好”与“善”，中国从古至今寻找万物的秩序并与之和谐的哲学思想与人文诉求，是传统艺术审美观的源泉。而在时间的漫漫长河中，多元与交流、借鉴与融合，是恒久的主题。兼容并蓄，多元共存，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物质形态上的多元，以及观念上的开放包容，这又何尝不是审美的进步呢？

　　艺术审美表现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考古发掘出土文物只能碎片化地诠释部分、难以尽述。虽然这个展览并不能代表中国古代艺术史，但展览以“美”为探索方向，为大众开启了一扇艺术鉴赏、文化认同的新窗——传统并不晦涩，古典并不遥远。